专访钮承泽导演:不放弃《军中乐园》在大陆上映希望

钮承泽在BBC总部:不是我选了《军中乐园》这个题材,而是被这个题材选中。
Image caption 钮承泽在BBC总部:不是我选了《军中乐园》这个题材,而是被这个题材选中。

台湾导演钮承泽携影片《军中乐园》赴英,出席在爱丁堡电影节的首映活动之后,做客BBC接受专访。

影片《军中乐园》以1960年代末的台湾为背景,讲述阮经天饰演的新兵罗宝台(小宝)在与大陆厦门隔海相望的金门列岛服役,遭到两栖侦察营(海龙蛙兵)退训后,在“831特约茶室”,即军中妓院工作的经历。

由于“军中乐园”是台海敌对的特殊时期的产物,因此及富争议。直到最近,以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为原型的故事终于被“豆导”钮承泽搬上大银幕。

与政治和性密不可分的电影《军中乐园》不仅遭到来自各方的重重非议,更是由于导演因涉嫌带大陆籍摄影师进入禁地勘景遭起诉、被判处缓刑而引起轩然大波。

钮承泽在接受BBC英伦网专访时详述拍摄这部电影的缘起、被判缓刑后的心路历程、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看法,并解释台湾电影的特色不会消失的原因。

子川:为什么要拍《军中乐园》这种题材的电影?

钮承泽:2004年我读到参加当时报纸上征文比赛一篇文章,叫《我的第一次》,作者叶祥曦老先生讲述自己当兵的时候被调到831茶室,也就是俗称“军中乐园”这个单位的经历。因为台湾每一个男生都要当兵,军中乐园对我们一直带着一丝神秘、一丝香艳、一丝不洁感,可是我们永远都只能在门外张望,都看不到门内的种种。而透过这篇征文,我看到了一些门内的日常,好像帘子被掀开了。当时我觉得很有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性喜剧的题材。但那年的台湾电影景况非常不好,也没有机会做,就把它放在心里。

然后我经历了父亲的过世—他是一位1949年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北京子弟,当时的少年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我觉得他非常悲惨,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俗称“渐冻人”的罕见疾病,在他生命的晚期我看着他日日带着对家乡的思念却不能回去。他过世以后,我就很想为他们这辈人说点什么。

那些当年有的是满怀热血从军报国,有的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遇到了溃散的军队路上拉夫,就被带到这个小岛。他们可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任何资源,无妻无业无家无子,流落到社会底层,可是每到选举,他们往往会被拿出来,变成一个议题。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酸和愤怒。我那时候就在想,要不要加一条老兵的线,找一个类似刘德华这样的人来演,让大家知道老兵也曾青春正茂过,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又放下了。

再来就是2012年拍完《爱》之后,本来在准备一个台湾和大陆合拍片,那是一个很大型的动作片,要做很久。并且,虽然我拍的是商业电影,我还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在里面,我知道剧本过审也会存在相当的难度。我就想那现在拍一个小东西吧。我本来想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的第二集,结果被团队拦住了,就想到《军中乐园》,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于是从2012年夏天开始到金门采访,而那一次又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那里以前驻扎着10万大军—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去劳过军,现在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驻军只剩下几千人。原本那种荒谬的繁荣兴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看到遗留下来大量的军事遗迹。比如我去了翟山坑道,它是一个巨大的山洞,终年潮湿,墙壁都是不平等的,可以想象是当年那些年轻人一斧头一斧头凿出来的。巨大山洞的底部有一道楼梯,我以为下面的通道是一个仓库,没想到下去之后看到一个U字形的巨大的水道通到海,有两个洞口。可能他们是在想象共军来袭的时候,这边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地,担负运送补给的任务。可是荒谬的是,所有的军事设施没有一次是以当初设想的目的来使用,那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而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蹉跎了青春。

那次去的时候听到很多故事,我就好像被推进去了。最早想拍的那个性喜剧渐渐产生了改变,渐渐有了现在《军中乐园》的样貌。那时就觉得,机巧如我、市侩如我,还是觉得我可以拍一个有着军教片的严肃,又有着性的一种探索,又有着大时代的背景的片子。可是每部电影会有自己的命运,尤其这一次,我经历非常多的事情。 当初在开拍前想的是,这个民族太荒谬了,所有人被禁锢在这个岛上,包括一代代台湾年轻人,包括这些被迫来到这个小岛的外省老兵,包括性工作者,包括岛民, 他们在准备一场其实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战争。

可是事后随着自己的一些遭遇,随着台湾岛内仍然存在的一些现象,我知道了其实这场战争仍然在继续。我也渐渐知道,可能根本不是我选了这个题材,而是被这个题材选中。最早是由于我对那个故事的好奇,由于我的家庭和血缘—我父亲我外公这些随国民党来到 台湾的军人,我对这样的故事产生了兴趣,但其实我被选中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可不可能透过一次又一次像这样的凝视,对那样荒谬时代的凝视,我们才可能产生理 解,理解跟我们不同想法,跟我们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凝视,那些历史伤口才可能抚平痊愈,然后才可能找到真正的相处之道。我在想,这可能是 我最后会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子川:之前有没有预料到这部电影会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钮承泽:当然完全没有想到。我知道它会带着一丝争议性,因为碰触了某些禁忌,我也知道它在两岸都不讨好,政治不正确,市场性也不那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信心能够拍出一部好看和热闹的电影,它会有足够的话题,一定可以拿回成本—哪怕在大陆不能上片。我也觉得当时我的状态是可以承受压力的,只是命运安排,非常的有趣,在完全只是想把电影拍好的前提下的一个无心之过,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波。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发现,原来这场战争仍然在继续。我们去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军事机密可言,全世界的人只要申请都可以参观的地方—不包括中国大陆人。

子川:因为违规带大陆籍摄影师进入高雄左营军事基地而被判缓刑,会觉得不公平吗?

钮承泽: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那是我活该,就是鲁莽。在台湾,由于以前资源很少,拍电影对我们来说很神圣,所以为了想把电影拍好,不会太在乎规则。事后想一想,那一天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摄影师曹郁本来已经要下车了,但我们那天在场的团员没有达到申请的人数,我也在想如果日后真正拍摄的时候,他不被允许, 我得找别的摄影师,可是他很期待先看到,于是才知道怎么打光,怎么运镜。我看到人数没超过,就想那就先别下车吧,如果有人来核对身份资料,发现不符合,那再下车就好。可是我心里知道我犯了骄傲的罪,因为那里没有军事机密可言,而且甚至可以说松散,我想象他们会说“豆导好”,就进去了,果然就是这样。其实后 来那张攀岩的照片被发表在媒体上,有人投诉爆料,才有后面的整个事情,这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子川:这个事件引发了很多投资方的撤资,后悔吗?

钮承泽:当时当然压力非常巨大,其实我可以有很好的法庭策略,因为我是申请通过的,我的制片人说“别担心,与你无关,我们来扛”。但我想身为一个导演,实在没脸躲在人家后头,毕竟最后打上的是“钮承泽作品”,所有人都是相信我相信这个题材,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我就决定由自己来面对。他们说,你会很惨,我说,就惨吧。已经知道投资者会撤资,知道会遭到舆论的抨击,只是那个强度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也不想行使任何策咯,我只有一致的道德策略,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面对,道歉,认错。

子川:那是如何坚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

钮承泽:我一度考虑要放弃这个案子,最后是几个因素吧。第一,我觉得大家跟着我干了这么久,非常辛苦,我问大家还想不想做,大家说还想做。其次,我也好像需要把它拍出来,我才得以明志,好像可以打破当时一些说我“卖台”,“匪谍”之类的指控。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觉得如果现在不拍,我这辈子就不会拍了,而且我也不太知道会拍这样不正确的电影。如果没有人拍它,那个荒谬的时代, 那些人的辛苦,就不会被人看见。所以那个时候就问了我的财务长,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撑得下去。他想了想说可以,第二天带了一堆文件来,让我签,包括所有 能借的钱,能抵押的资产,能用信用换来的融资,然后也就拍了。

子川:像一种历史责任感?

钮承泽:我没那么伟大,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分析,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责任感,可对我而言它当时就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Image caption 钮承泽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子川专访

子川:我小的时候读过李敖写他当兵经历的作品,有的与“军中乐园”有关,好像跟您电影原型文章稍有不同。所以您也是采取了各方的材料吗?

钮 承泽:说实话,李敖先生的东西我没看。叶祥曦先生的文章对我来说是那一块掀开的门帘,但是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做资料搜集、做采访、做田野调查。最后在所有搜集的资料之中,等于说我们浸淫其中之后,对我而言是那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也有各方说法不一,比方说台湾官方至今不承认“特约茶室”,也就是“军中乐园”中受刑人员的存在,可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包括叶祥曦先生和他的那篇文章,包括我们做的其它很多采访,却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形。

子川:觉得《军中乐园》在大陆上映还有任何希望吗?

钮承泽: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它已经不太有资金回收上的希望,我觉得。十年后上也是上啊。(笑)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但我知道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子川:那您希望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什么改变?

钮承泽:我对大陆电影审查制度其实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各地国情不同,让它就是它存在的现状。那只能尊重并且在当中找到相处之道。审查制度从某一个角度看是干预、是桎梏,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形成了保护。比方说你面对像好莱坞这样的强势的帝国,有着公平贸易的必然的趋势与压力,当市场开放的那一天,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如当年台湾或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被那个强大的东西淹没。可是当审查制度存在的时候,它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还是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选择。所以我说所有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但是身为创作者当然期待会面对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环境,可是那可能得跟社会上其它所有的因素配合。所以很期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法制、素质、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状态都更加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吧。那天来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是问题。我觉得像大陆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路还长着呢,都在过程之中,有些事情也无法那么急。台湾在1980年代解严,群雄并起,百花齐放,媒体开放,可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它也不是全然正面的一个状态。

子川:现在两岸三地电影已经处于“不分家”的状态了。如何能在保持“台湾特色”的同时让台湾电影市场更有生机?

钮承泽:我觉得“台湾特色”是不会消失的。我也曾经陷入那样一种纠结。比方说前几年我一直很抗拒把基地移到北京,我一直蛮想在台湾推动成立一个大型公司,最好可以上市,但上市并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因为惟有这样,才能习得资本的语言,才能拥有一家现代公司,才得以建立带有台湾的工业,于是才得以带着台湾的特色与尊严去跟一个更大的市场合作,然后可不可能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华语电影国度,终结好莱坞的文化职能。这一直是我前几年的信念。

但也许就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随着我现在是个社会型人,社会声望在台湾的绷紧,资金的移开,我反而有了不同的思考。像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把电影拍好。我选择电影的标准很简单—我是不是真心的想说这个故事;这部电影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会应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需要,我可能会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结构。可是,不管它是哪一国出资,在哪一个地方拍,台湾电影的部分就会存在这部电影里。因为我就是台湾电影。我只 要把电影拍好,那个DNA就在。重点是电影能不能拍好。

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比方真的面对像大陆这么好的市场,这么大的市场,也觉得大陆观众很值得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电影。那我觉得我也许可以提供一些选项。我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它如果产生了一些经济规模,我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我可以成立基金会,做一些公益事务,我很关心环保、心灵成长的议题,可以直接从基金会里捐赠台湾电影的发展。比方说可不可能找到一些案 子,在不在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地方电影的特色或新的作者有磨练机会。这是我自己的期待。

子川:如何看台湾当前的政治生态?这对电影有什么影响?

钮承泽:糟透了。政府无能,政客无心,人民不快乐,媒体不理性。整个事情非常糟糕,令人厌恶。回到电影上就是,我想要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去看待我的电影,而不是深陷其中。但是我也不灰心悲观,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过程。同样的,我刚说大陆改革开放才多少年,台湾真正民主化才多少年,路还长,套用一句小平同志的话,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如此,此刻我是厌恶、愤怒,但是我相信厌恶与愤怒也会成为电影的养分。

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深陷其中,试着更开阔地看这件事情,但我也比较少做时事的评论,牢骚的发泄,也透过对我的攻击,也让我产生了新的观点,我一点都不气他们。每个人被骂都会气,但 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蛮长时间,很大量,慢慢地变成了我可以跟这件事情相处,并且找到了被骂的原因。其实他们骂的不是钮承泽其人,而是现在整个状态的现象。

台湾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喜欢看成功者的传记,因为觉得透过阅读透过学习,我们有一天会变成他们。在那个年代,米店老板可以变成 巨富,三级贫户之子可以当总统。可是现在没有人要看成功者传记,因为现在所有中产阶级都觉得自己是三级贫户,大家都在等着可以宣泄的目标,他们看到了可以骂的对象,于是他们可以解释自己的不幸与焦虑。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状态。可是他们没有错,因为20多、30多岁这辈人,他们辛苦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栋房子,他们理当焦虑。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对这件事情产生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有利的影响。

子川:这次来爱丁堡放映《军中乐园》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钮承泽:很喜欢爱丁堡,一个极度安静的小城,来这边第6天才和合作伙伴讲,没有听到一声喇叭响—好像时间被封印的小城。放映了两场电影,好像反映还不错。观众大概有一半是华人,他们可能在这边看华语的机会挺少,而且这个题材给他们震撼。比较惊讶的还是当地的观众,放映后留下来参加论坛的人很多,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理解的鸿沟。不禁让我想起,去年苏格兰还举行了独立公投,跟英格兰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爱恨情仇。当然,这与台湾跟大陆的状态不一样。

子川:有哪些喜欢的英国导演和电影?

钮承泽:我喜欢英国资深现实主义导演肯·洛奇(Ken Loach),也喜欢《诺丁山》(Notting Hill)等通俗片,这部片只要在电视放,我就会再看一遍,虽然烂俗,还是会被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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