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可辛导演:别把电影审查视为敌人

陈可辛:中国电影票房还会继续上升
Image caption 陈可辛:中国电影票房还会继续上升

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讲述打击拐卖儿童题材的电影《亲爱的》入围本年度伦敦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角逐。

《亲爱的》在伦敦电影节上首映之后,导演陈可辛接受BBC英伦网专访,详解该片深层涵义,并透露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看法。

子川:我们知道您看了一部打击拐卖儿童的相关纪录片之后决定拍摄《亲爱的》。我发现您在电影中做了一些改编,比如赵薇饰演的女主角在片尾发现自己怀孕,并且虚构了佟大为出演的律师角色。加入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反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陈可辛:还有其它的一些改编,比如纪录片中的黄渤和郝蕾饰演的夫妻原型也没有离婚,张译饰演的另一位儿子被拐走的父亲角色改为“土豪”,因为这些都符合中国目前的状况。

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跟编剧张冀一直在聊,他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拐卖儿童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不仅因为有人卖有人买这么简单,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也是相关因素。

除了这些,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黄渤和郝蕾饰演的人物是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婚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亲爱的》把很多因素加起来才呈现出今天中国社会的面貌,不只是一个拐卖儿童的故事。这些元素使得电影更加具有社会性。

子川:跟《盲山》、《盲井》等等没有走出地下的社会题材电影不同,《亲爱的》不但正式上映,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对这部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的双重成功觉得意外吗?

陈可辛:《亲爱的》是我这么多电影中口碑最好的一部。口碑好对导演来说永远都是惊喜和意外,不能说意料之中,因为每个导演拍戏都肯定是想拍好的,但能不能真的拍好是天意。

拍电影确实要看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多人的创作团队在一起做的东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每次都有运气在里面。

就票房来说,本来我就是拍商业电影的,都是要面对市场,从没想过拍地下电影,也没想过在电影中把想说的都拍了,却找不到大量观众来看。我觉得那样没有多大意义。

我常说,一部电影在没有票房之前,不管拍得多好其实都没有意义。因为电影的成功不只是拍得好不好,还要看观众有没有去看、看了之后有没有跟你互动,这些是电影的一半。

其实票房以及观众的参与、口碑,不管是夸还是骂,都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因素。所以,如果把一半的部分砍掉,那电影的成功就只有一半。我拍戏这么多年之后的观点是,一部电影能够流传下来确实是不能缺少观众的。

因此,尽管《亲爱的》题材比较沉重,但是我还是会用有影响力的明星来演,以保证有足够的观众来看。

子川:您曾在别的访谈中提到审查部门当时只是对死亡证明那场戏有意见,后来还是拍了,是不是已经很清楚应该如何应付审查制度了?

陈可辛:没有人知道审查制度是怎么样的,也不太可能应付得游刃有余,因为它本身也不是白纸黑字很清楚的东西。审查确实也是要看整个市场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不同时候的审查标准可能也不是100%一样,因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等方面会不停地影响审查标准。

我觉得,我们别把审查看作自己的敌人,我永远都把电影局看成我们的战友。其实大家应该尽量去把值得拍或者有意义的东西拍出来,并且能够去跟观众沟通。

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局也希望电影能够过审,他们也是用经验来预估现在的政治环境能不能允许这样的细节表现出来。

有些时候有的电影可能审查过了之后,网上可能有些思想比较保守的网民去投诉,可能最后被领导看到,再找相关的人来负责。很多时候审查机关也是要负责任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把电影局看成对立面,把它视为合作伙伴会更好。

子川:我采访过贾樟柯、谢飞等中国导演,他们都强烈呼吁中国设立电影分级制度。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

陈可辛: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导演会认为电影分级制度不好,但中国确实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只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拍戏。

站在导演的角度当然希望有电影分级制度,因为现在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对成年人可能比较严格,但对儿童来讲绝对是很松的,可能全世界都没有中国那么松。现在中国的很多电影给3岁、5岁的儿童看也确实不合适,但没有分级就会有这个问题。

子川:香港导演“北上”拍合拍片的话题因为您的成功受到很多关注。很多人赞扬《亲爱的》没有任何水土不服。到今天,近10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这件事?

陈可辛:我认为每部电影都需要尊重细节,导演都必须找一些最准确的东西来拍。我本来就很喜欢表现人性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陆和香港电影在大方向上其实是共通的,有些东西是有普世性的。

人文情怀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之前拍《中国合伙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在北京发生的故事,拍的就是我自己成长的感觉,只是恰好发生在北京。当然,电影中的细节我必须考究,不能有错误的地方,但是那个情感是一样的。

《亲爱的》其实也一样,外地人来到深圳打工时遇到的问题,包括中产阶级、“土豪”,加上赵薇饰演的农村妇女,这些就算一个北京导演、上海导演来拍,也不是本人生活圈子里的事情,也是需要找资料才能接地气的。

因此,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我是不是一个香港导演的问题,而是说每个导演在拍戏的时候都需要尊重细节,做很多考究。当然,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编剧张冀,他对社会已经有很好的了解—因为不可能自己去体验生活,在文本上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底气,是这样拍出来的。

子川:《亲爱的》在伦敦电影节参加竞赛单元的角逐,觉得胜算有多大?

陈可辛: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制度,有不同的喜好。我也没有时间去研究伦敦电影节的评委都是谁、过去几年的风向是怎么样的。

当然,没有人不想拿奖,但我不会去做很多功课,去看自己有多大的机会拿奖。包括伦敦电影节,包括《亲爱的》获得金马奖获提名这么少,评奖这件事情都是命,很多时候是当时的那批人的想法。

我觉得,拿不到奖不代表电影不好,拿了奖也不能代表电影好到哪里去,其实只是对某一部分人的喜好而以。

子川:您觉得英国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理解程度如何?

陈可辛:我觉得《亲爱的》很好懂。因为它有几个层次,首先是故事本身,在感情上、情节上肯定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种情感是共同的。

另一个层次是我一直在讲的双面性,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比较鲜明的结构,让你觉得很多事情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反派也不见得是真的反派。

可能有一些社会性的东西,比如黄渤和郝蕾的角色是离婚的,或者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小孩被拐走的时候蹲在幼儿园门外看里面的小朋友在滑冰—这代表外地人子女上不了户口、进不了幼儿园。

这些可能不一定谁都能看懂。但是,即使这种地方观众没有看懂,也并不影响外国观众欣赏这部电影。

子川:对英国电影印象如何?喜欢哪些英国电影和电影人?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

陈可辛:有很多。虽然我不能说自己是英国电影专家,但我知道很多好莱坞导演是从英国过去的。早期的像悬念大师希区柯克(Hitchcock),他是我父亲的偶像,我从小就和父亲一起看他的电影。

到后来,我喜欢1990年代的《四个婚礼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一些喜剧等等。英国制作公司Merchant-Ivory拍的《告别有情天》(Remains of the Day)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还有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英国拍片,其实已经变成半个英国导演。

很多英国演员都很好,我没有刻意想过要跟哪一位合作。因为要合作的话要先有合适的题材,才能够去考虑这件事情。

子川:是的,我们知道今年英中两国签署了电影合作协议,为合拍片打开了很多方便之门。您怎么看?

陈可辛:这些都是好的,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机会。但是我还是觉得合拍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本来就很困难。我是个香港导演,拍了几年合拍片,本来都是香港和大陆的题材,像《如果爱》,但后来慢慢也开始拍纯内地题材的电影。

因为很多东西更纯粹,在艺术和文化的表达上可能会更容易。如果想一部电影既要符合英国又要符合中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子川:中国大陆电影市场最近几年突飞猛进,今年票房有望突破300亿人民币,您如何看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趋势?

陈可辛:我认为中国电影还在往上走,还没有到一个往下掉的阶段。中国人口基数大,而且目前二三线城市的电影院越来越多,只会改变一些电影观众的成分,从而促使电影类型更加多元化。

如果站在票房的角度看,中国电影还是肯定会继续往上走,只是跟以往主要为一线观众为主的成分不一样了。

(责编: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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