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位80后英国共产党人的自白

司马奔 Image copyright Yuchuan
Image caption 2015年司马奔成为英共《晨星报》的主编

英国共产党历史悠久,可以回溯到1920年,在英共鼎盛时期也曾经有共产党议员通过竞选进入英国下议院。但多年来,英国共产党在英国政坛几乎销声匿迹,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不过,本次英国大选一开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左翼政治家科尔宾为首的英国工党竞选,使英国共产党再次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

我常常思考,在英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参加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名年轻的英国共产党人给了我答案。

"我从少年时期就崇拜毛泽东,后来在牛津大学我选择了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我现在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共产党人,他叫Ben·Chacko 本·查科,不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豪放的中文名字--司马奔。

出生于1983年的司马奔,在舒适优裕的环境下长大,父亲是印度裔,母亲是英国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牛津大学毕业,因为主修汉语,曾经在中国生活学习了很长时间。2015年,年仅31岁的司马奔就成为英共报纸 Morning Star 《晨星报》的主编,也使他成为自1930年该报创办人William Lust 之后最年轻的主编。

最近,在东伦敦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我来到《晨星报》办公楼。主编办公室有点儿乱,但在司马奔的办公桌上一座小小的雕像吸引了我的视线 - 一座列宁雕像,似乎充分显示了主人的身份。

我们的访谈从我请他先介绍一下英国共产党现状开始。

奔:英国共产党是小众党,目前党员人数保持在大约1000人左右。实际上我从16岁加入英共 - 15岁加入共青团,英共人数没有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主要活动仍然集中在工会,组织抗议活动,并与工会左派合作,促进世界和平运动和反对剥削,财富公平。自从科尔宾担任工党领袖之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左翼潮流开始兴盛,我们希望与工党内与我们有共同信念的人士一起努力,促使工党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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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英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仍坚持发出马列声音

问: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共产主义信仰感兴趣的呢?什么原因?

奔:我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当时一系列国际事件对我产生影响,例如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还有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使我感到英国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从理论上说,我反对任何基于个人贪婪、贫富不均的社会体制,因此我自然地就倾向于共产主义哲学,人人平等,财富分享。那个年纪的我对各种思潮都很感兴趣,除了共产主义理论,我还看了很多其他主义和学说的书籍。另外,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时期我对中国开始发生浓厚兴趣,特别是毛泽东,他的"造反有理"的理论令我着迷,也许我那时正值青春反叛期吧(笑)。当然后来我去了中国,知道了文化革命的很多事,似乎不是我想像的那么伟大。我记得当时我的房间里贴了很多毛泽东的画像。我还读了很多其他中国哲人的书,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到牛津大学决定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

问:你的家庭对你后来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吗?

奔:其实也没有。不过,是我母亲推荐我阅读《晨星报》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抗议活动之后,拿回家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我母亲看见后说,如果你真的对左翼政治感兴趣,你应该阅读《晨星报》。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份报纸。后来,我开始读《晨星报》并由此对英国共产党有所了解,16岁时我就加入了英共。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英国有共产党。我记得当时我跟一个朋友说,我加入英共了。他担心的说,他们合法吗?说到我的家庭,他们都是工党成员,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

问:在你成长过程中,共产制度在东欧和前苏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台了,难道没有对你的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影响吗?

奔:那一系列事件对我影响并不大。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刚刚5岁,也许这些事件对那些老共产党人会有冲击。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在此之后产生的。通读了很多历史书后,你会发现历史是会重复的,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史。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出现了拿破仑,出现了法国国王复位,然后又发生革命。同样,虽然现在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就没有未来了。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避免将来犯同样的错误。另外,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跟前苏联有关,那些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中国、越南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是仍然保留社会主义元素。

问:英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人们有权选择政府,但你仍然是喜欢共产制度?

奔: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英国,人们的确有选举权。但是你看看过去三、四十年,政策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说到制度的不同,一位中国金融家和政治学者曾半玩笑地说:"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是,在美国你可以换政府,但政策都一样;在中国你可以换政策,但政府不能换。"我在中国生活过,有很多朋友,我感到他们很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工作,自由旅行,很独立,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西方,人们对中国有一种固定的成见,就是那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我觉得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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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司马奔在中国学习生活了若干年

问:说到中国,你觉得当代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色彩比社会主义色彩更浓重呢?

奔:显然,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苏联格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邓小平在发起中国改革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是非常诚实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前景如何,全面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奏效,我们要另辟蹊径,要试验着发展。如果有人说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那是夸张的说法。中国并没有全面市场化,仍然有很多的计划经济元素,政府在银行、国家基本建设、福利政策等方面比西方国家有更多的控制。我感觉中国与英国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在我看来中国有一种更积极的精神,一种 can do 的要解决问题的态度。就说全球气候问题吧,在西方,人们总是描绘一幅非常负面沮丧的前景,海面升高、饥荒、战争等等,答案呢?而在中国,他们就开始想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和解决问题,引进高效能源,修建高铁等等。

问:目前在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少人怀念过去贫穷而清廉的社会。如果让你选择,你是喜欢毛时代那样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人们思想被严格控制,但却没有腐败,没有太多贫富差别的社会,还是今天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改善,言论相对自由,但却贫富严重不均,并充满腐败的社会呢?

奔:这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很难选择。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年。第一次到中国是2003年,牛津大学与北京大学有学术交换项目,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了半年,之后我去大连生活了一年。2007年我又到浙江生活了两年多。我非常喜欢中国,我至今还跟很多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我在中国期间,跟很多中国人交谈过,不少年长的人跟我说,他们怀念毛泽东的清廉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也了解了很多那个时期,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发生的恐怖事件,对大量无辜者的迫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所以,我应该是更喜欢今天的中国,更加务实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对以习近平为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努力使中国社会更加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这也是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只使少数人富裕,那不是共产党的宗旨,应当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得到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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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今天的英国仍然有很多青年充满理想主义

问:在英国有多少年轻人像你这样信仰共产主义?

奔:我认为在英国有很多满怀理想主义的青年。当左翼思想的科尔宾成为工党领袖之后,很多人加入了工党。上一次大选时,工党成员大约20多万人,科尔宾成为领袖之后,工党人数达到50多万。过去三十多年来,很多人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政党人数都在减少,现在情况可是大不相同。就这次大选我们也做了民意调查,一次调查显示,如果只有40岁以下的人投票,工党将大获全胜。所以,我认为,英国的很多年轻人更倾向科尔宾所代表的左倾社会主义理想。当然,我不认为很多年轻人会像我一样加入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从来人数不多。

问:你如何看英国共产党的未来?

奔:英国共产党仍然在英国政坛有自己的重要角色,为劳工运动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如果说英国工党是工人运动的大众党派,我们就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者。马克思主义犹如工人运动的准星和灯塔。我不认为英国共产党会在英国发动中国式的革命,在英国也不太可能有共产党政府,但我认为,英国共产党会一直为争取工人权益,为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发挥重要作用。

问:你追求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

奔: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他们常常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追求某种乌托邦式的天堂。其实,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上说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一些人靠剥削榨取另一些人而积累财富,从而使人为追逐利润而越来越贪婪,激起社会矛盾。我不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的这样的说法。你可以从世界各地都看到人类的善良举动,互相帮助。当你看到他人面临危险,大多数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援手。资本主义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目前的地球环境变化就是个例子。那些贪婪的能源公司和其他大公司无止境地追逐利润和攫取资源,使得整个世界面临环境危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有理性的,更加有计划的系统,来取代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体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并不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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