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记:中国人来了

2013年12月16日,一留英中国女生在游船上拍The Shard。
Image caption 伦敦地标建筑“碎片大厦”(The Shard)是欧洲最高建筑。

2013年12月12日,在我乘坐的CA937(北京-伦敦)航班上,300来人中,大多数是中国人。到伦敦后才发现,处处有中国的痕迹。比如我的房东家里不少东西都是中国造。一台东芝多合一电视机,带DVD光驱,是中国1999年制造的,在中国却很罕见。又比如家居用品不少都是中国生产的。在大超市,淘大酱油、李锦记老抽并不鲜见。

这都不算,在伦敦街头,有不少旅游纪念品在卖,比如大本钟、电话亭和皇家警卫的小摆件都产自中国。在服饰与食品零售品牌Marks&Spencer店里,连女王像的小胸章也是中国造!

更典型的例子是:在伦敦的最高建筑“碎片大厦”(The Shard)亦是欧洲最高建筑,在楼下的导览图上,“胡同”两字格外显眼:它是位于33层的餐厅,由Aqua Restaurant Group打造,共设130个座位,供应新派中国北方地区佳肴。

其官网上的菜单显示,有贵菜名曰:“圣旨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包青天”。亦有便宜的龙抄手、胡同担担面。

除了产品、文字和餐馆等无声的中国印迹之外,在伦敦,流动并居的中国人则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少的风景。

如果你去逛街,会发现中餐馆“红满天”的老板说得真对:“这几年,华人太多了。在伦敦每个角落都能看到”。

我认识的Claus夫妇,普通话水平高。她们的大女儿普通话水平堪称一甲。她说,“学了七八年中文。这儿有很多少台湾人。我要和他们分享教义,用中文当然更好”。

Image caption 《每日邮报》封面头条“我们为何要给予中国2700万英镑援助?”

在我访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中国,在英国其它大学,求学的中国学子亦不少。一天,我到大英博物馆参观,中国游客的密度让人咋舌。更传奇的是,我居然遇到今年7月刚到纽卡斯尔读研的学生琦。没有预约就突然遭遇,这极小概率事件只能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了!

英国《华商报》去年报道的数据显示,2012年英国在中国的各使领馆共签发491,130个签证(2011年,459,000个)。其中旅游签证(包括商务旅游)达到216,240个。在英读书的学生则从2011年的239,000跌到197,000人。

中国的货物来了,中国的人们来了――前者走进了英国的千家万户,后者则有意无意与当地人进行了交集,在伦敦则成为33%外来人中的一部份。可问题来了,中国人来了,他们留下了什么?

在圣诞节那天,房东Wini请我们三位中国租客吃饭。我说我们读书时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然后问他们中小学时是否学过中国相关的历史。Wini说,“我们学世界历史时,主要是欧洲史;印度史和朝鲜史也会有一些”。

Image caption 贝克汉姆的纹身是中国古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事实上,就Wini家来看,电视的频道里是没有CCTV(央视)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伦敦家庭,但或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在超市和书店售卖的图书里,你会发现中国题材的书要么没有,要么在极不重要的楼层。

在短暂的观察中,我发现伦敦媒体多持批评中国或防范中国的论调。最典型的是去年12月16日《每日邮报》封面头条《Why Are We Giving China £27m In Aid?》(我们为何要给予中国2700万英镑援助?),批评英国首相卡梅伦向中国示好,理由是中国刚把火箭发射到月球,而且是一个经济强国。另一个例子是SKY TV 12月17日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国宗教信仰的报道。

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贝克汉姆在身上的纹身居然有中国古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以为中国文化怎样怎样大英帝国了。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在著作写道:“中国文化影响近乎零,亦不会增加”。一个佐证是在各大音像店,中国电影人的碟很少:在FOPP音像店,我看到的只有:李安的《色戒》、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王家卫的个人合集,贾樟柯的三部曲和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还是王洛宾唱得好: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中国与英国之间,何止一江水,现代化的飞机直飞,也得11个小时,从格林尼治时间到北京时间,整整8个时区。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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