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子百家到中西领导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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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国领导力》可以读作西方经理人在中国如何管理中国团队。

西方经理人被派去中国,跟手下中国团队里的张三、李四、王五们在工作中和工作之余相处得如何,无疑影响到团队的业绩,甚至项目的成败,直击盈利底线。

这个相处,除了个性因素,还涉及到文化因素。有关这方面涉及在华经商投资的跨文化企管类著述已经很多。归纳总结出经验的也不少,但较多的一种是理论著作,一种是回忆录式的纪实或半纪实作品。

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Ashridge Business School)最新推出的企管类著作,《中国领导力》,则无法规入任何一类。书的作者之一,王晓宇(Barbara Wang)称它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实用手册,指点西方经理人在中国如何更有效地领导中国团队。

王晓宇在接受BBC英伦网采访时说,《中国领导力》如果有副标题,应该是“在中国有效领导中国团队的能力”。

在不到200页的空间里,作者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学说和它们关于领导力的理论作了标题式的介绍,然后指出,这些文化积淀如何影响今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员工的行为如何折射这些文化积淀;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一些西方通用的管理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的企业环境和语境下为什么有时“非但无效,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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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王晓宇90年代初开始在中外合资、外资企业工作,扮演“文化桥梁”角色顺理成章。她现任阿什里奇商学院驻华代表兼课程主任,北京中外管理培训中心顾问。

“文化”这个概念极为宽泛,除了儒、法、道、墨、兵,还包括不同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建政、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后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文化冲击”,还有文化断代现象,还牵涉到不同年龄段群体(仍在就业的包括部分50后,以及60后、70后、80 后、90后)的“亚文化”,以及人数不断增多的“海归”群体的特征,等等。

这本经理人手册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包括面子、关系、和谐。

“我们不希望作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只是尽量陈述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并从现象里提炼出一些规律,”王晓宇说。

比方说,洋老板眼里那个“内向、消极、被动、缺乏创新力”的中国员工,实际上只是觉得在上司面前应该谦恭,不能没大没小没规矩,更不能“炫耀、显派”。

王晓宇曾经在不少跨国企业的中国分公司工作,又从事跨文化企管培训,这类跟文化背景相关的误解在她看来是中西之间最主要的理解误区之一。

除了行为和态度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涉及语言的文化差异,在团队管理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紧张,需要格外注意。

比如现在欧美流行的教练式管理(coaching),其核心是教练不能提供答案,切忌下指令,而必须通过启发式的交谈引导被教练者得出结论,做出决定。王晓宇发现中国人还不习惯这种方式:教练,教练,不教我怎么练,算什么教练?

语言在这里也成了问题:challenge, reflect, feedback,这是教练式管理的主要手法,翻成中文分别是“挑战、反思、反馈”。

如果不加以解释,就容易产生误会:挑战谁?挑什么战?反思,那有点象文革语言,是要我作自我检讨吗?

反馈,无论是上级对下级,还是下级对上级,无论是提供还是征求,坦诚的反馈在中国仍然很稀罕。

对于西方经理人来说,文化跟盈利底线直接挂钩,问题很严峻。

点击阅读王晓宇谈指挥中国团队的“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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