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福德, 一个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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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说过一句名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而如果某些科学家和商人值得信赖的话,那么眼下富兰克林的论断就只剩一半是正确的了。现如今,你可以以20万美元的价格买到以下殡葬服务:将你的遗体整个浸泡在防冻液中,并安放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斯科茨代尔市(Scottsdale)的一个巨型冷冻柜里。(如果你只将颅脑保存下来,而任由自己的血肉之躯自生自灭,那么总价可以削减到8万美元。)到目前为止,已有大约一千人怀揣着有朝一日解冻重生的希望,签约接受此项服务。

我每次听到这些殡葬方案的时候,都不禁想起杰西卡·米特福德。她于20年前离世,是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妹妹。生前,她时而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时而是一位调查记者,时而担当民权活动家,时而又变身流行歌手。身为歌手,她为辛迪·劳珀(Cyndi Lauper)开了一场演奏会,并与作家玛娅·安杰卢(Maya Angelou)录制了一段二重唱。J·K·罗琳(JK Rowling)十分仰慕她,甚至以她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大女儿命名。

然而,米特福德今天为人们所记住的原因,是她在1963年出版的《死亡的美国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一书。她理智地考察了死者后事料理过程中那些奢侈而离奇的行径,书中内容常常令人毛骨悚然,而在今天看来,其所传达的主题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切合实际。

“逃跑账户”

杰西卡·米特福德生于1917年,其父母是瑞兹达尔爵士(Lord Redesdale)和夫人。她在全家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亲朋好友都管她叫“迪卡”(Decca)。迪卡小小年纪就显现出对贵族生活的不满情绪:在刚满12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在家族银行中建立了一个“逃跑”账户,藉此便开始筹划自己的出逃方案了。

随着父母以及戴安娜(Diana)、尤妮蒂(Unity)两位姐姐渐渐开始支持法西斯主义,她那些关于逃跑的憧憬变得越来越殷切。尤妮蒂最终搬到了德国,并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人声称是一段风流韵事),而戴安娜则嫁给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身为元首的希特勒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而对于他们的纳粹主义信仰,迪卡深感憎恶。她成了这个家庭中的“红色分子”(思想左倾的人),用钻石戒指在卧室玻璃窗上划刻出锤子和镰刀的图案。19岁那年,她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邂逅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侄子、信仰社会主义的埃斯蒙德·罗米利(Esmond Romilly)。在那之后,她的处世之道才具体成形:她当即将逃跑账户中的存款兑现,和埃斯蒙德私奔到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内战中加入共和军。弗朗哥(Franco)取得内战胜利后,他们倍感气馁,垂头丧气地返回英国,并最终移居美国。

转眼之间,她的生活就被打上了悲剧的烙印。先是一个女儿因麻疹而夭折,接下来埃斯蒙德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但是,她又再度嫁人,为自己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并且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在旧金山的支部,同时还为争取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而奔走呼吁。人到中年,她着手开展调查性新闻报道,专门曝光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其中就包括一篇别具煽动性的文章,此文详细罗列了价格高得越来越离谱的各种殡仪服务,并指出这些服务的费用常常成为悬在家属头上的难以承受之重。

她与死亡结缘,将社会良知和黑色幽默融合到这一篇文章中。文章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她很快将其发展成一本书。这本书读起来很有启发性。甚至连那些刚刚遭受丧亲之痛的人,都对阴冷的太平间内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米特福德指出:“市面上已有成千上万册对丧葬程序进行描述、采编、理论化的书籍,其内容纵贯古今,从阿兹台克人讲到祖鲁人;但却几乎没有一书提到美国现当代的丧葬习俗”。

米特福德所做的记述非常可怕,以至于她最初合作的出版商决定终止合同。她尤其关注遗体防腐处理的过程,对殡葬师如何给每具尸体“喷雾、切片、穿孔、腌渍、捆绑、修剪、搽膏、打蜡、上漆、涂胭脂以及穿戴整齐”的工艺细节做了精致的刻画。“经过这些处理,一具普通的尸体变成了曾经美好记忆中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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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米特福德在其作品《死亡的美国方式》中,详细记述了一具普通的尸体转变成曾经“记忆中的模样”的处理过程(图片来源:Getty)

表面上看,遗体处理是防止尸体进一步腐坏的清洁措施,它还使吊唁者得以为挚爱送上凄美的最后一瞥。而事实上,它根本就是大规模的尸体剖检整容手术。入殓师会排空静脉中的血液——血液越早流光越好,以避免在向动脉回填防腐液之前,出现细胞损伤。此举有助于紧实肌肤,重拾青春饱满的感觉。而且,由此也涉及到许多独特的色调,使殡葬承办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着色方案,比如阳光暴晒形成的棕褐色,健康的玫瑰红色;或是干脆让遗体恢复其“天然底色”。在此之后,入殓师将人体周身的组织拉皮去皱,并用植入物、销钉和填料来掩饰随年龄增长和疾病发作而出现的斑点和浮肿。然后,死者的面部将被缝合起来,以尽可能地呈现出其最具吸引力(而且显年轻)的样貌神色。

最后,入殓师为死者遗体的牙齿增白,并为其化上妆,最后穿上成套装束。米特福德惊讶地发现,市面上售卖的死者专用衣物种类繁多,其中一个为“死后胸型恢复”而设计的独特文胸品牌备受其青睐。她指出,殡仪员还会怂恿吊唁者以极高的价格购买最为昂贵的棺材、浮华精贵的鲜花以及故作多情的纪念品(例如,心形的烟灰缸纪念品),并向吊唁者传递这样一层隐含的用意:除非买最好的,否则都会是对死者的不敬。

米特福德对这些侵入性手术的尊严和效用提出质疑。令她惊愕的是,殡仪业者有时会因为某项重要的医学尸检增大了遗体美容的难度,而阻碍其进行。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实,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殡仪业者们往往用伪心理学来掩饰他们的服务。他们声称一个奢侈的葬礼,以及一具经过修饰、脱毛和抛光的遗体,都是哀悼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对此,她嗤之以鼻,并指出,对于情感脆弱的死者家属而言,与其受蛊惑买一个豪华缎纹内衬的棺材、在葬礼花圈添些玫瑰,不如去看个称职的心理医生,前者的实际效果远不及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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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入殓师常常会用化妆品来装扮遗体,除此之外,还会进行较多的侵入性手术,最后才将遗体平放安息(图片来源:Getty)

更重要的是,她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死亡正在被美化和粉饰,凡人终有一死的残酷事实被掩饰了起来。米特福德下定决心,现在是时候让公众直面死亡了。

美国民众对此深表赞同。米特福德原本预计其书的销量也就几百册,但该书第一版印刷销量就高达两万册,发布的当天就售罄脱销。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拔得头筹,并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在榜上占据一席。1965年,导演托尼·理查德森(Tony Richardson)受它启发,拍摄了电影《苦恋》(The Loved One),此片由利伯雷斯(Liberace)主演,被誉为“某些地方令所有人刺痛的电影”;2013年,大卫·鲍伊(David Bowie)将它选进他“最为推荐的100本”书的名录中。

如今,更多的人选择火葬,以及一种简朴、少得不能再少的“米特福德式殡葬服务”。看来,她的书确实在人们对待死亡的方式上留下了印记。当一名殡葬承办人将一款物廉价美的棺材以米特福德的名字命名时,她竟非常高兴。她在信中特别提到,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甚至告诉她,《死亡的美国方式》影响了他对兄长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葬礼筹备工作。

如今,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纪念死者的方式。而且,我们可以肯定,要是米特福德活在当下,她并不会对所有方式都表示赞同。例如,“西雅图城市逝者计划(The Urban Death Project in Seattle)”把尸体制成肥料,尘归尘,土归土,这是一种比常见的火化更为绿色环保的殡葬方式。反之,尽管我们无法做太多的比较,但相对于以往她所谴责的各种殡葬方式,低温冷冻殡葬法看上去就是它们的理想典范。正如近来《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所指出的那样,有价值的医学研究可能会从这些殡葬项目中脱颖而出。

最起码,在一些情形中,死亡不再是什么禁忌的话题。比如,一些“死亡咖啡馆”就鼓励人们毫不讳言地讨论死亡。再比如说,由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Bernard Crettaz)初创于2004年的“莫泰尔咖啡馆”(café mortel)为顾客提供了一方场地,人们可以一边享用茶点,一边谈谈关于死亡的事儿。这种转变的拥护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参与决策,以选取纪念自己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在自身被缅怀的方式以及为他人悼念的方式上,我们也要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米特福德以直话直说的幽默态度欣然接受她的命运,活得多姿多彩;她也势必以同样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死亡。1996年初,她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癌症,还有几个月可以活,当时她已经开始修改和增订自己的代表作(她已经开始将新的版本称为《病入膏肓》)。她依旧乐观,并对自己刚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著作、了结生命中的一些小事而深表感激。她于7月22日去世,终年78岁。

她曾经揶揄说,尽管自己呼吁人们采用一种更简单、更有尊严的态度来面对死亡,但她本人却想要一款精致的殡葬服务:她死后,“大街小巷封锁戒严,政要就鲜花覆满的灵柩慷慨陈词,不时呜咽,还将有公告发布–诸如此类的事”。她的朋友们遵从了她的愿望,在其离世后,将棺材放入由玻璃围起来的古董灵车中,让六匹黑色羽毛装饰的骏马拉着灵车,一支12人的铜管乐队紧随其后,穿过旧金山的市中心区。

米特福德如果能亲眼见到这幅奇景,她必定会翘起嘴唇,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在将生命中这么多年的光阴都奉献给了殡葬业之后,唯一令她感到遗憾的事实就是,她永远都不可能参加自己的葬礼。她曾经写道:“天哪!我要是能亲临葬礼现场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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