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百名系列:計劃生育政策賦權城市獨生女現象觀察

巾幗百名

「我老家在廣東,當地重男輕女的風氣比較嚴重,我出國讀書的時候就有親戚說,怎麼讓女兒出去」 — 雷穎, 英國海歸,創業公司老闆

「在條件沒這麼好的家庭,估計會供學習更好的孩子上大學,或者供男孩,女孩還是處在劣勢」 — 劉偉,中國某企業銷售經理

「城市獨生女被賦權現象很普遍,不光是教育投資,還有買房等問題,如果家庭只供得起一個子女買房,通常會給男孩買房」 — 沈洋 博士畢業,即將回中國一所大學任教

中國前不久宣佈將全面開放二孩政策,所有夫婦都可以自由生育第二個孩子,引發海內外多方關注,並掀起一場全民大討論。

實行了30餘年的計劃生育制度多年來被很多人所詬病,它對生命的漠視及其帶來的重重社會隱患已經得到廣泛共識。儘管如此,有一些學者發現,有一個特定人群卻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獲益者,即城市獨生女。

美國學者Vanessa Fong早在2002年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一胎政策與城市獨生女的賦權》(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的學術論文,通過對近兩千名中國城市獨生女及其家庭的採訪和研究後發現,由於家中沒有男孩,這些女孩比母親輩和祖母輩的中國女性擁有前所未有的投資,從而被「賦權」。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研究中國家庭/社會/性別的學者劉捷玉副教授在其學術專著《中國城市中的工作與社會性別制度》(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中對城市獨生女的成長經歷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她當時採訪了南京的50多個家庭,包括工人、幹部等各個階層。

劉捷玉在接受BBC英倫網專訪時表示:「因為是唯一被允許生的孩子,所以父母把所有的精力和資源都投入到女孩的教育和發展上;在我採訪的人中,有的母親為了女兒的教育換了工作,從廚師換為洗碗工,還有的母親把原本很好的房子換成一間重點小學附近的學區房;從這些獨生女的成長經歷中可以看出,這種投資前所未有」。

「1984年之後中國農村地區已經改成二孩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許生第二胎;研究發現,在資源固定的情況下,如果家裏有男孩,對女孩的投入會減輕;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城市獨生女的教育和發展是受益於獨生子女政策的。」

Image caption 英國海歸雷穎創辦了自己的文化傳播諮詢公司

重男輕女

那麼,城市獨生女本身有什麼樣的經歷和感受?BBC英倫網採訪了幾位不同領域的獨生女。

雷穎生於1970年代末,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學習,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後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回到中國發展,成為文化傳播諮詢公司雲端睿聚的創始人。

她的父母都是大學教師,由於有公職,因此從未考慮再生一個。「父母對我沒有特別寵愛,有時還蠻嚴厲的。

雷穎告訴記者:「由於廣東比較傳統,老家的重男輕女的風氣比較嚴重,我出國讀書的時候就有親戚說,怎麼讓女兒出去;我爸爸就說,她自己有這個意願,家裏也有能力支持,還挺願意讓她出去」。

由於父母比較開明,雷穎在成長過程中基本沒有遭遇重男輕女的待遇。「因為我的祖父母主要靠我父母供養,所以對我和我堂弟的待遇沒有太大區別,而我表弟因為是家裏唯一的男性後代,我外公臨終時曾囑咐我媽媽好好照顧他們一家。」

生於1983年的劉偉學生時代一直在家鄉大連讀書,目前在當地一家高新技術企業擔任銷售經理。由於父母是石油行業國企職員,不能生二胎,也沒有表達過想要兒子的想法。她的父母各有5個兄弟姐妹,爺爺那邊有3個男孩4個女孩,外公那邊有3個男孩兩個女孩。

劉偉對祖父母重男輕女感受頗深:「我感覺他們給我的待遇就是不如孫子們,體現在壓歲錢、平時的親切度等等;我爸爸更喜歡男孩,媽媽喜歡女孩,希望女兒陪她 逛街之類,但我性格不一樣,從小喜歡跟男孩子們一起玩;如果政策允許,他們會願意生二胎,因為他們兄弟姐妹那麼多,只要允許,肯定很願意多生」。

上海女孩沈洋是一位85後,父母都來自大家族,所以她有堂哥堂妹,也有表弟表妹。可能由於她的堂表兄弟是大家族中學歷最低的,所以「祖父母輩的人對我們都一視同仁,我從小到大沒有感到女生不如男生」。

「我奶奶多年前曾說,我出生的時候媽媽曾經有不開心,但媽媽不承認,也沒有在我面前流露出更想要兒子;我和父母討論過這個話題,我媽一直在事業單位,我出生之後她曾經被迫墮胎,所以如果政策允許肯定會再生。」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劉捷玉採訪50多個中國獨生女家庭後發現,祖父母輩可能重男輕女比較嚴重。「我採訪的家庭中,很多母親由於 生的是女孩而受到歧視;有一個女孩,祖父母連起名字都無所謂,在醫院看到『靜』字,就決定叫這個;還有一位母親,婆婆過來看了一眼就走了,完全沒有照顧; 這些屬於一種情感上的虐待。」

獨生女優勢

一直在中國學習、生活的劉偉感到:「如果我有一個哥哥或弟弟,家裏資源分配可能不會有多大改變—父母工作環境蠻好,薪水較高,福利也不錯;但如果家庭條件沒這麼好,估計會供學習更好的孩子上大學,或者供男孩,女孩還是處在劣勢」。

本科畢業後來英國深造的雷穎從小性格獨立,出國申請都是自己一手包辦。她在劍橋大學讀書期間學校提供減免部分學費的獎學金,也有教書的工資,不足的部分還是需要家裏的支持。

那麼,如果雷穎有哥哥或弟弟,還會得到這種程度的支持嗎?她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家庭條件有限的話,機會可能會少一些,但如果條件允許,應該是都可以。 「我的性格獨立自主,父親傳統一些,父母說過想要一個兒子,表達過這樣的遺憾,但因為有公職不能這樣做,但我感覺這種遺憾不那麼深刻。」

沈洋在中國讀到碩士畢業,然後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中國農民工課題,剛剛畢業,即將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任教。

雖然在英國讀博士有全額獎學金,但碩士期間就來英國另一家高校交換過半年的她考慮過如果自己有哥哥或弟弟,會不會得到同等程度資源的問題。「我能明白很多普通家庭只能支持一個孩子出國讀本科或碩士,如果家裏不是獨生子女,很可能更傾向於支持男孩。」

沈洋認為城市獨生女被「賦權」現象很普遍,不光是教育投資,還有買房問題:「如果只供得起一個子女買房,多半會給男孩買房;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的第三期 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結果顯示,名下有房產的未婚女性在中國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而我周圍的上海獨生女朋友中,很多未婚和已婚女性朋友名下都有房產」。

「我18歲就和另一位獨生女好朋友一起背包去福建旅行,父母讓我一天發一條短信報平安;大學時一個人去了東南亞,來英國前就遊歷過十餘國,如果我們不是獨生女,父母要為哥哥或弟弟存錢買房或還房貸,可能就不會支持我出國旅遊了。」

她覺得一方面是錢的問題,還有對待教育的態度問題。「讀博士的事情,父母肯定也會權衡支持我是不是正確的,但現在很欣慰,也為我自豪。」

Image caption 劉偉的兒子今年5歲,由於負擔過重不想要二胎。

職場性別歧視

城市獨生女劉偉畢業於大連理工機械專業,當時她的班上有28個男生,只有4個女生。她畢業找工作時發現工科類崗位絕大部分直接寫明只招男生。「我後來發現在職場,除了文職類崗位,其它崗位都更願意招男性,因為涉及到結婚生育,女性的穩定性比較差。」

求職遇阻的劉偉只能嘗試著多申請幾家企業。她目前供職的企業是海歸創辦的,沒有相關歧視心理,所以面試時沒有被問到「有沒有男朋友」,「什麼時候結婚」, 「什麼時候要孩子」這類問題。而她的大學女同學基本都讀了研究生,隨後進了國企或研究所,轉做工科中偏文職的崗位,比如做認證等等。

劉偉感到,在中國職場,女性或多或少都會有被歧視的經歷,出差多的崗位基本都是男性來做。「我在事業穩定之後才結婚,在孕期和哺乳期都是工作空窗期—休了半年多產假,回來後發現之前的崗位沒有了,被別人頂替了,必須等新崗位出來。」

「我等了半年左右才有新崗位,這期間就做普通文職工作,但工資不變,就是工作輕鬆了,而別的企業的很多人會因為生孩子而徹底失去工作。」

雷穎在劍橋大學博士畢業又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選擇回國,主要因為父母,但也是本人意願,覺得應該盡到照顧父母的責任。「我的生活方式可能更接近西方,但父母讓我在外這麼多年,在他們需要的時候還是要回饋;如果有兄弟姐妹,我很可能不會選擇回國。」

她回中國工作之後,在職場上才意識到性別歧視。「尤其我主持過高盛的全球女性領導力項目,做深入研究之後發現,大多數女性都遭遇過性別歧視,尤其農村和城市非常的不同。

雷穎解釋:「我深刻的感受是,自己很幸運,但整體情況確實不令人樂觀;中國外部條件確實不利於女性發展,但不要有一個概念就是說,女性一定比男性難發展; 我一開始就不覺得自己弱或者受到歧視,因為如果有這種觀念,可能更會往那個方向走,甚至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就會自動自覺地往這方面歸類」。

那麼,城市獨生女是不是更適合在職場打拼?雷穎認為,雖然傳統上男女不平等,但一直中國強調女性要撐起半邊天,城市女性就業率還是在全球偏高的。

「如果我有家庭有孩子,如果我有公職可能會有影響,但現在選擇自己創業,也是希望工作有彈性,能夠靈活分配生活;但這是理想狀態,現實生活中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劉捷玉通過研究發現,城市獨生女的存在可能對社會有影響,因為這些女孩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她們可能更傾向於把生活重點放在事業上。

「我採訪的都是20-25歲的女孩,當時她們都是豪情壯志想做事業;我的疑問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強調婚姻、『剩女』這種詞都有的社會,等她們30歲以後會 發生什麼情況;家庭、社會逼婚的壓力比較大,所以這些女孩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30歲以後又面臨一個困境;她們本身可能很想要發展事業,但是社會還是認為 婚姻和家庭才是女人最終的歸宿;而且進入職場之後會發現很多性別歧視。」

Image caption 沈洋曾在上海一家餐館打工7個多月了解農民工生態

剩女Vs.女權

近年來「剩女」這個詞在中國社會的關注度不小,很多人認為到了30歲甚至27、28歲還不結婚的女性是被剩下的。城市獨生女中也有一部分人落入這個範圍。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沈洋覺得,剩女是被社會建構出來、被國家推動的一個概念。因為中國性別比例失調,有三千萬剩男,國家會推動萬人相親大會之類的活動,讓女性和父母產生焦慮。

「其實很多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會反思,實際行動上就是不結婚或者對伴侶要求很高;「城市獨生女更容易成為單身大齡女青年,但很多人是主動選擇這樣,所以和剩女的概念並不相符。」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劉捷玉則認為「剩女」是一個對女性及其侮辱的詞語。「城市獨生女由於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婚姻問題上會更有自己的決定,想找合適的,而並不是說為了結婚而結婚,更獨立更自我;但來自父母、親戚、社會的壓力還是很大。」

那麼,城市獨生女會不會更容易有女權主義傾向?劉捷玉認為這很難說:「這個詞在中文中翻譯為女權我覺得有失偏頗,給人要奪權的感覺,因為這個詞不僅為女性爭取權益,也為男性創造平等機會」。

她認為可以翻譯為女性主義。但由於此前熟知「女權」這個詞,使中國人對這個詞有誤解,而很多中國獨生女並不向這個詞靠攏。

Image caption 劉捷玉老師鼓勵城市獨生女多讀書

完善自我

上海獨生女沈洋通過觀察發現,朋友中很多人不會意識到作為城市獨生女給自己帶來的益處,也不會聊這一點。「有些人會意識到與農村女性比起來自己是很幸運的,但大家在微信群或者聚會時關注的話題多與消費相關,不會是這種嚴肅話題。」

做農民工研究使她更加確定自己這一代獨生女是非常幸運的,尤其看了Vanessa Fong的文章之後。「但這也衍生問題,比如養老,而且不管獨生與否都會面臨父母逼婚的壓力、留學後回國的壓力等等。」

沈洋覺得城市獨生女普遍更獨立,但其實很多人仍然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按部就班地生活。「上海女生中很多人會感到女的應該怎麼樣,不要太拼,應該讓男的賺錢,持這種想法的獨生女也有很多。」

「我覺得在生育之前男女之間區別不大,看到有研究說一旦有了孩子,女方做家務就會更多,在英國也是這樣;但獨生女的優勢還是很多,城市中產階級的獨生女受到的束縛會比較少,因為是女的,不能做這做那;我認為如果自己不給自己束縛,其實能發揮的潛力還是挺大的。」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劉捷玉認為,城市獨生女和非獨生女(很多來自農村)相比,犧牲精神較少。在非獨生女家庭,因為從小到大家裏的中心一直在男孩身上,她們好像從小就有一種潛意識,長大以後也要盡量幫助哥哥或者弟弟。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區別。

劉老師發現,城市獨生女和獨生男面臨相似的壓力,因為都是唯一的孩子。「在農村,如果家裏有兩個孩子,那父母養老的期望通常會放在男孩身上;而城市裏只有一個孩子,所以不論是男是女都有一樣的養老期望。」

那麼,城市獨生女應該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從而完善自我?沈洋表示:「想到100多年前中國女性還是不能讀大學的,如今我們掌握的資源和機會都很多,我們要好好把握;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然後盡量能夠去協調,和父母好好溝通,努力去做到」。

劉捷玉則建議城市獨生女多讀書,30歲以後還是要好好擴展事業,不要覺得只有家庭是自己的歸宿。「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想法使然,人只要想開了,就能做到,有 的人如果想不到,就做不到,總是想著婚姻就是女人的歸宿,就會約束自身職業發展;如果能夠多讀書、擴展自己的思維,有思想上的變化的話還是可以取得突破 的」,她強調。

(責編: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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