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寫:《經濟學人》中國事務主編麥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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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麥傑思,2013年攝於長城。

麥傑思(James Miles)可能是駐華時間最長的西方記者,其在中國的報道生涯長達近二十一年。2014年他告別記者生涯,升任《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中國事務主編,調回倫敦總部,負責中國事務版的管理及社論。

很難想像,在倫敦市中心繁華的皮卡迪裏商業大街後面,竟然聳立著兩幢14層高的大樓,名為經濟學人廣場(The Economist Plaza)。除了在倫敦金融區,很難在市中心看到高樓,或者說要在市中心建一座高樓,拿到建築許可證幾乎不太可能。《經濟學人》倫敦總部就位於其中一幢大樓,據說曾經整棟樓都屬於《經濟學人》,現在壓縮至了樓頂四層樓。

一齣十三樓的電梯口,我就撞見了麥傑思。他帶著我,經過一道又一道門,裏面的編輯大都頭髮花白,很有些資歷的樣子,他與另一位同僚合用一辦公室。這裏到處都是書和雜誌,感覺陳舊,桌椅都上了年紀,與現代無關。寫下這段話時,我疑惑著是否自己在用中式眼光看問題?也許在英國人眼裏這叫資深與閱歷?那些桌椅是否都是古董?這家雜誌社始於1843年,差不多兩百年歷史了。

總編不在,所以借用了她的辦公室。大概十五平米的樣子,桌椅也是同樣的老式,不知道有多少任總編坐過?一面牆上貼滿了各期《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大概是朝南,陽光曬進來,暖洋洋的。

麥傑思人瘦瘦高高,面容清俊,賓賓有禮。他說話時,總是斜靠在椅背上,眼睛側仰望,似乎陷入沉思,但話語滔滔不絕。

2012年專設中國版塊

從2012年起,《經濟學人》把中國從亞洲版塊移出,專設了中國版,每周約發表兩篇稿件,有時亦有專欄或者社論。麥傑思說中國是第二個專門拿出來設版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那是在1942年,二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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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麥傑思,2002年攝於北京。

《經濟學人》在北京現有兩位專職記者,此外亦有獨立撰稿人為之提供稿件。我問麥傑思為何在雜誌上從來看不到記者的名字?(此次訪問是由羅斯柴爾德爵士辦公室出面,把我介紹給《經濟學人》,然後該雜誌向我推薦麥傑思)他說這是雜誌建刊以來的傳統。約兩百年前,所有的英國紙媒都採用這種方式,即向讀者推出整體形像,每篇文章都為整體服務,不設個人名字。只是時過境遷,《經濟學人》是唯一還保留這種傳統的的主流英國媒體。麥傑思在說此話時,完全沒有怨言,似乎這就是正道。而且整個談話過程中,他與其他英國人最大的不同,正在於他的集體主義精神,他說雜誌內容是集體行為,而且時刻把自己處於主編位置之下。他說雜誌社一般周五和周一開編輯會,討論每版社論的調子與定位。而中國事務報道的分寸和尺度,都由麥傑思負責。他謙虛地加道:「當然需要主編的最後拍版。」

想念中國的記者生涯

麥傑思七歲就對中國字產生了興趣,於是母親為他請來中文教師。隨後他進入牛津大學,讀的就是中國研究。當時中文很不盛行,如果研習語言,日文才吃香。他的首份記者工作是在《南華早報》,後來服務於BBC(英國廣播公司),2001年入職《經濟學人》,前前後後,麥傑思在中國的記者生涯長達近二十一年。他直言自己懷念過去在中國的時光。他說自己很幸運,在中國社會發生迅猛變化時,自己有幸目睹並將其用文字報道給讀者。這是典型的記者心態:見證歷史。他說在中國工作很舒服,因為自己能看中文報紙,能用中文採訪,除了空氣污染比較大,他沒什麼可抱怨的。

2014年他攜全家回到倫敦,他自嘲全家人像是遊客,出門要靠旅遊指南,孩子們有culture shock(文化衝突),他們雖都在英國出生,但都在中國長大。相比他們就讀的北京的國際學校,英國的課堂秩序在他們看來簡直是chaos(亂糟糟),因為中國的學生似乎更有紀律,不會像英國學生那樣挑戰老師。食物亦不習慣,特別想念川菜,如果麥傑思有機會回中國,孩子們會要求他帶中國的快食面和牛肉乾。

沒有西方記者能從中央委員會獲得情報

麥傑思用encouraging(鼓舞人心的)來形容中國社會的變化。他把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與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相提並論,認為在過去十至十五年間,中國有了national conversation(指網絡將全體中國人連接,不論天南海北,即時溝通),並形成了敢於大膽發表言論的民間社會。我問麥傑思如何定義民間社會?他說意指政府以外的,鬆散結合的,以幫助社會(如殘障和艾滋病人)為宗旨的組織,這些組織雖然規模都很小,但正在全中國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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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麥傑思一家人,2003年攝於北京銀山塔林。

麥傑思還提到,相對過去,現在的中國人比較敢和外國記者說話了。過去在中國的記者歲月,雖然困難和限制很多,但這亦是挑戰。中國變化日新月異,每天都有新聞,是記者最愛的陣地。麥傑思說,如果中國政府對雜誌的報道不滿,中國外交部會把記者請去,當面批評。我問批評完後怎麼辦?麥傑思說該怎麼報還怎麼報。我問不怕中國政府拒發工作簽證嗎?《紐約時報》和彭博社就是前例。他說這大概是中式思維,西方記者不這麼想問題,因為就算簽證被拒,亦會有辦法弄到新聞。

我問麥傑思在中國政府高官處有消息來源嗎?他肯定地說,所有的西方記者,沒有一個人可以從中國中央委員會370位成員那獲得任何情報。他覺得中央委員會保密性極強,滴水不漏,所以西方記者無法知道裏面到底發生了何種爭執。他說現在的狀態比二三十年前要差,因為從前還可以從報紙上找到一些政治爭執的蛛絲馬跡,或是從領導人貼身的think tanks(智庫)獲得提示,知道領導人的想法。現在,這些智庫要不消失了,要不就是和領導人的交流不再像從前那樣緊密了。除了人大開會,或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西方記者很少能有機會直接向中國領導人提問。

回到倫敦的麥傑思,現在只能靠二手資料獲得中國的消息。他不久前做了一個關於冬蟲夏草對西藏經濟影響的報道,因為冬蟲夏草是西藏重要經濟來源,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讓中國市場對冬蟲夏草的需求驟然降溫,對西藏經濟影響很大。

(責編: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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