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鴻:美國—步入擔驚受怕的一年?

Image caption 肯尼迪、里根和奧巴馬都是借助選民表述希望、傾訴不安入主白宮

大選年,表述希望還是傾訴不安?美國夢不再鮮活的今天,2016年的總統競選恐怕也很找到那種國家新生、陽光普照的感覺。

對美國總統選舉的浪漫看法是:四年一度,它給美國帶來新生的機會;它是希望和樂觀的表述,反映著美國必然改善和提高的開國信仰。

透過玫瑰色的眼鏡片一看,大選是「美國例外論」開出的民主之花。

戰後的一些例子可能包括,1960年肯尼迪獲勝被看作艾森豪威爾執政期萎靡不振的結束、釋放60年代狂熱激情的開始。

1980年的大選,里根被譽為終於把美國從越戰、水門事件的長期噩夢中喚醒。

2008年,奧巴馬當選被視為代表著美國在經歷911恐怖襲擊、雷曼兄弟破產後仍然可以再獲新生。

不過,近距離仔細看一看,這些大選並不僅僅是表述希望、也像是抒發不安。

肯尼迪利用了美國可能落後於蘇聯的冷戰焦慮,甚至發明出所謂的「導彈差距」—莫斯科在核彈方面走在前列。

里根在密西西比的費城以弘揚州權為核心拉開競選帷幕。1960年代,這裏曾經發生過「燃燒的密西西比」謀殺案。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暗昧象徵色彩的環境下,里根使用的語言說出了南方白人對聯邦政府、非洲後裔的擔憂。

金融危機後,奧巴馬的契機則是美國人對經濟崩潰的擔憂。

所有這三位總統都從政治理論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美國政治中的偏執」中受益。

Image caption 2008年競選過程中,雷曼兄弟提出破產。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破產案。

1964年,霍夫斯塔特寫道,美國政治往往是憤怒思維的舞台。這句話在今天仍然可以引起同樣強烈的共鳴。現在和當年一樣,美國選舉一般都會出現驚恐勝過希望的現象。

步入大選年,現在美國還是有緊張和不滿的深潭,候選人可以從中汲水。

經濟領域,美國中產階級萎縮。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新數據顯示,過去四十年間,美國中產首次跌破50%,成了少數。部分人財富增加被提升到更高一個階層是部分原因,但是,目前20%的美國人被劃入最低收入階層,1970年代初期只有16%。

本世紀以來,中產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大幅度縮水,從2001年到2013年減少28%。皮尤中心還發現,所有各階層2014年平均收入都低於2000年。

「美國夢」好像不再那麼鮮活了。

對經濟局勢的擔心也伴隨著對國家安全的憂慮。

根據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在加州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槍擊案和巴黎遇襲之後,目前美國人對恐怖攻擊的擔心超過9·11之後任何一個時期。

44%的人認為今後幾個月遭受攻擊可能性「很大」。本月蓋洛普的民調顯示,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是國家面臨的頭號問題。

蓋洛普的另外一項民調則顯示,對美國建制的信心也在逐漸縮水。

統計數字之外,還有更多的焦慮證據。槍擊案—2015年幾乎每天一起—不僅僅導致人們對公共安全的擔憂,好像也加深了持槍族對聯邦政府有朝一日限制槍械的擔心。

這也可以解釋11月「黑色星期五」槍械銷量飆升的現象。當時,聯邦調查局的背景調查總數創下紀錄:185345例,相當於每兩秒鐘一例。

Image caption 民調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提名中領跑,桑德斯緊追民主黨希拉里之後

「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繼續凸顯部分警官使用過度武力;一些著名大學—其中包括耶魯大學—發生抗議示威。就連美國人的冬季傳統項目美式足球好像都醜聞不斷。

再加上中國的快速崛起、打擊所謂「伊斯蘭國」的難度、無法讓普京俯首、打不垮塔利班、以及美國在國際舞台影響力減弱那種的感覺,美國人心中的不滿看上去越來越像是有毒的沼澤。

美國被擔驚害怕困擾,給右翼特朗普(Donald Trump)、左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粹行動添了柴。

對希拉里·克林頓來說,不好的消息是,國家焦慮期也傾向於導致白宮主人黨派更替。比如,1960年的肯尼迪,1968年的尼克松,1976年的卡特,1980年的里根和1992年的比爾·克林頓。

儘管大選中民主黨在人口、選區方面佔據優勢,希拉里·克林頓也需要安撫中產階層對收入停滯、財富不均、缺乏機會的擔憂。

不管最後誰勝出,大選都會為美國政壇之偏執增添更多證據。本屆大選的記號,不會是那種國家新生、陽光普照的感覺。

相反,2016,好像是擔驚受怕的一年。

(撰稿:蘇平,責編: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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