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訪學之旅:流行文化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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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倫敦的第一天,我並沒有立刻到倫敦大學學院報到,我想是拖延症發作,錯過了開學的第一天。初到這個美麗大城市,當然想熟習一下居住的環境以及周遭的事物,但吃過了fish and chips以及走過了古老而繁華的大街後,還得硬著頭皮聽課。

我是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來到倫敦的。這兒的學生大部分都是中國留學生,既然是訪問學人,我當然就要幫忙一些事情,如研究、教學以及聽課等。我有幸跟 Professor Andrew Burn 學習,他是研究媒體創意的。我們相識是個非常幸運的相遇,當天,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舉辦有關媒體素養的學術研討會,我有幸為他翻譯。後來才知道他除了精通於英國文學,也是媒體學家。他近年的媒體素養研究甚至涵蓋兒童的電玩。他又嘗試把教育、英國文學以及媒體統一研究,是一位很有經驗而且極為幽默的學者。

第一天的課題就是探討究竟什麼是流行文化(What is popular culture?)有同學答道:當然是歷史與藝術品。同學開始踴躍起來,說是關於當地的文化與人民,雖然有點空泛,但也有道理。老師說,文化其實是個載體,它與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有密切的關係,例如有同學帶來一個蒙古包鎖匙扣,她是蒙古族人,不過已經移居到城市,所以蒙古包從它的實際用途變成了一個象徵意義,象徵她的族群。

除了Professor Burn自己,他還邀請了一位新來的講師,談到了數位藝術(Digital Arts),當中有個比較重要的概念就是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麥克魯漢就是技術決定論的相信者,他說科技決定了人類如何生活,好像我們變成需要技術才能生活,科技變成主導,與社會結構主義所提及的人才是重要的,恰恰相反。同學們分成三組,相互「角鬥」,有些人說智能電話的出現是為了便利人的生活;有人說有一天機器人會控制我們。我在旁聽得津津有味,想想我們以前所定義的流行文化現在都已變成電子文化,無論電子媒介有沒有主導我們,我們的文化也已經被慢慢套在電子媒介中,這也是我們為何總覺得新世代的口味總是不一樣。

跟Professor Burn閒聊,他說以前low culture(低俗文化)跟high culture(高雅文化)總會出現在生活以及文化當中。但現在,媒體更偏向功行主義(utilitarianism),低俗文化存在空間狹隘,同時很少人有能力接觸高雅文化,文化究竟何去何從,不得而知。科技及媒體的單一化好像把文化的根都壓壞了。

那麼,媒體研究者應該適時當一位樂觀者,繼續把玩科技,還是要對科技敬而遠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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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琳是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曾於香港多家中、英文新聞機構及網上平台擔任記者、編輯及節目主持人,主要研究興趣為網上及傳統媒體與社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