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紋會在什麼情況下誤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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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堅信一句格言:不起眼的事情往往最重要。」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如是說。這位小說中虛構的大偵探擁有無與倫比的逆向推理能力,他在破解各種疑難案件時,依靠的往往是一些極易被人忽略的細微證據。

現代法醫學的締造者們正是受到了福爾摩斯的啟發。幾十年轉瞬即逝,他們的工具也大幅增加,這一學科戰無不勝的光環同樣越發耀眼。然而,法醫學中仍然有一項極易被人忽略的關鍵漏洞,那就是主觀性。

儘管福爾摩斯之後的各種偵探小說試圖讓我們相信,法醫證據都源自精確的邏輯推導,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證據往往受制於科學家的個人觀點,而非客觀事實。

法庭上的科學

來看看下面這個案例。2009年12月,唐納德·蓋茨(Donald Gates)拿著75美元和一張去往俄亥俄州的汽車票走出亞利桑那州的監獄。雖然他當初並未認罪,但仍然因為強姦和謀殺罪入獄28年。而當他重獲自由後,焦點開始轉向當初把他送進監獄的法醫技術:顯微鏡毛髮分析。

人類毛髮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見的證據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法醫經常通過毛髮之間的物理差異,判斷犯罪現場找到的毛髮是否與犯罪嫌疑人的毛髮相吻合——唐納德·蓋茨的案件就是如此。

當他1982年出庭受審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名叫邁克爾·馬龍(Michael Malone)的法醫出庭作證稱,謀殺案受害人、喬治敦大學學生凱瑟琳·席琳(Catherine Schilling)身上找到的毛髮與唐納德·蓋茨的毛髮吻合。他還補充說,這些毛髮源自其他人的概率僅為萬分之一。

「這是一份很有力的證據,尤其是當證人是穿著白色實驗袍的法醫時。」彼得·諾伊費爾德(Peter Neufeld)說。他是「清白項目」(Innocenc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專門利用DNA證據推翻錯誤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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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由於DNA測試可以揭示事件真相,美國聯邦調查局目前正在評估成千上萬起案件(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然而,毛髮分析並非絕對客觀;我可能認為兩份毛髮完全相同,但你卻未必同意我的看法。即使我同意兩份毛髮吻合,也沒有人知道還有多少人可能與別人擁有難以區分的毛髮。「如果有人說可能性是萬分之一,那完全是在捏造數據。」諾伊費爾德說,「根本沒有數據支撐這種論調。」

當DNA測試表明死者身上的毛髮並不屬於唐納德·蓋茨後,他終於沉冤得雪。此後又有兩起類似的冤案得以洗清。正因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評估成千上萬起可能受到類似證據誤導的案件。該機構上月宣佈,在他們已經評估的268起受審案件中,96%都涉及到不夠嚴謹的科學證據或者聯邦調查局探員的其他錯誤。在這些案件中,有3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其中9人已被執行判決。

聯邦調查局的評估未必會推翻判決,但這的確表明他們需要認真複查案件。參與這些案件評估的律師必須找出法院還獲得了哪些證據。倘若這些案件以錯誤的毛髮分析為依據,就有可能重審,為含冤入獄的被告洗清冤屈。倘若最初的物理證據仍然存在,DNA測試或許可以令真相大白。

令人震驚的報告

即便是指紋分析等可信的證據也並非無懈可擊。研究顯示,同一位指紋專家可能在不同的案件背景下,對相同的指紋得出不同的結論。

以這些發現作為一定的事實基礎,美國國家科學院2009年發佈了一份法醫學現狀報告。作為對一系列實驗室醜聞和司法誤判的回應,這份報告的結論令人震驚。「以錯誤的法醫學分析為基礎的證據可能導致無辜的人含冤入獄。」該報告寫道,「從很多方面來看,法醫學領域的專業人士既無法確定其方法的有效性,也無法確保其結論的凖確性。」

這份報告不僅給美國的法醫科學家敲響了警鐘,也應該引起全世界法醫界的警惕。「它暴露出我們使用的許多方法存在嚴重科學缺陷,既包括對不同證據的檢驗,也包括對這些證據的解讀。」蘇格蘭鄧迪大學法醫學教授尼克·戴迪(Nic Daeid)說。

在各種法醫證據中,DNA是最為客觀的。由於涉及複雜的化學分析,所以DNA似乎在科學上十分嚴謹,成為了法醫學的黃金標凖。然而,陪審團似乎也不應該過快地相信他們在法庭上看到的DNA分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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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即便是指紋分析等可信的證據也並非無懈可擊(圖片來源:Thinkstock)

2010年,當我還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誌擔任記者時,便與倫敦大學學院的伊特爾·德羅爾(Itiel Dror)和美國愛達荷州博伊斯州立大學的格雷格·漢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一起研究過DNA的客觀性。

我們從美國喬治亞州的一起真實的輪姦案中拿到了DNA證據,並將其交給17位經驗豐富的法醫,他們都來自同一家聲譽卓著的美國政府實驗室。

在最初的案件中,喬治亞州調查局的兩名法醫認定,根據DNA資料,最終被判有罪的凱利·羅賓遜(Kerry Robinson)不能從犯罪現場的樣本中排除。但當這份證據展現在另外17名法醫的面前時,他們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只有1名法醫認為羅賓遜「不能被排除」,4名分析師認為證據不確定,12人認為可以排除。

然而,不能僅僅因為法醫學包含主觀成分就否認它的價值。這門科學仍然可以提供至關重要的線索,幫助執法人員將謀殺犯、強姦犯和其他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主觀性並不是個負面詞匯。」德羅爾說,「這並不意味著證據不可靠,但的確存在偏見,也有可能受到背景信息的影響。」

降低主觀影響

我們需要採取一些額外的保護措施,避免法醫的判斷受到無關信息的干擾。第一步就是確保他們不會得到無關信息,例如,不讓他們知道有證人指認嫌疑人在犯罪現場出現過,或者不讓他們知道嫌疑人之前有過類似的前科。另外一種措施則是向其披露相關信息——但只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披露。「在必要的時候,應該為其提供開展工作所需的信息。但不要為其提供與工作無關的額外信息,否則就有可能影響他們的感覺和判斷。」德羅爾說。

至少在美國,這種措施已經開始落實: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法醫學全國委員會,其目的是加強這一領域的客觀性,並著眼於認知偏差等人為因素。但倘若要幫助法醫學重新樹立已然受損的聲譽,還需要在其他地方部署類似的戰略。

談到推導和證明過程,我們仍然要向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小說中的英雄好好學習。夏洛克·福爾摩斯曾經說過:「剔除其他因素,剩下的必定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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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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