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微歧視」讓人難以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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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即便是最彬彬有禮的面試官也可能在言談舉止中帶有影響求職者表現的微妙歧視

在我所居住的國家中,法律明令禁止基於種族、宗教、性取向或性別的歧視行為。而跨越歷史的長河,回望那些久遠的時代,情況卻正好相反:當時的法律禁止同性戀行為,禁止婦女投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毫無疑問,回到今天來看,法律的保障並不意味著歧視就此終結消失。曾經,種族主義和男性至上主義甚囂塵上,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羞愧難當的過往;現在,我們不僅要重視這種招搖猖獗的歧視,也同樣要警惕那些更加不易察覺的偏見。

在細微到幾乎難以察覺的歧視中,充斥著毫無根據的臆斷、雙關語式的隱晦表達以及對異己者或不合心意者不加區別地盲目排擠。我們可以用「microaggression」(微歧視)這個單詞來統稱這些細微的歧視行為。不假思索地重覆陳規舊習是微歧視,過於輕描淡寫地駁回別人的觀點是微歧視,這些看似不值一提、卻能令單個個體遭受排擠的行為都是微歧視。

那些做出微歧視行為的人,可能全然沒有意識到自身觀點中帶有歧視的成分。心理學家將人的態度分為外顯式和內隱式兩種:同樣是信念與感受,但人們會對前者供認不諱,對後者行而不言。因此,舉例來說,你可能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沒有大男子主義傾向,甚至還聲稱自己反對大男子主義;但是,如果在會談中,你打斷女性發言者的次數多於打斷男性發言者的次數,那麼你就在表現一種性別歧視的內隱式態度——這種態度與無性別歧視傾向這個你所自詡的外顯式態度相去甚遠。

「受害者文化」

顧名思義,微歧視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細微到幾乎難以察覺:它存在於輕聲細語的悄悄話中,存在於小小的嘲弄中;不同的人所獲得的待遇有諸多細枝末節的差別,這算是微歧視;對於不同的人,我們的對待方式有著含糊不清的區別,這也算微歧視。由此而來,微歧視難以衡量,而且難以解決,進而難以引起某些人的重視。

我們經常會碰到這樣一種懷疑論的觀點:如果有人抱怨自己在細枝末節之處受到區別對待,那他們必定是心理過於敏感脆弱,並且試圖要營造一種對自身有利的受害者氛圍。畢竟,細節的差別只不過是瑣碎而微不足道的,不會對人生境遇產生重大的影響,並且我們也不應該在這上面浪費大部分的注意力。

此刻,你應該對這種觀點有了自己的直覺判斷。而我感興趣的是,大量微歧視的累加會對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此,有一項經典的實驗,就種族如何影響人際互動這一問題展開研究。這個實驗不僅指出種族問題會在各種不同的方面影響我們的待人方式,而且還以一種聰明巧妙的方式證明,假如我們全都遭受微歧視,即便是那些最有特權的人,也會備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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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一項經典的研究中,研究者企圖讓白人參與者遭受那種折磨黑人求職者的種族主義微歧視

20世紀70年代初,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支由卡爾·沃德(Carl Word)領導的研究團隊對微歧視進行了研究。首先,研究者招募白人學生,並告訴他們這項實驗旨在評估求職者的品質素養,而不讓他們知道,實驗的真正意圖在於了解他們會怎樣對待所謂的求職者,以及他們的待人方式是否會因求職者的種族不同而有差別。

對於自己的工作是物色最佳人選這一點,新晉的白人面試官們都深信不疑。儘管如此,他們仍根據求職者的種族而給予其差別對待——面試官們會坐得離黑人求職者更遠,也較少傳遞出互動的信號,比如在對話過程中進行眼神交流或傾身向前。最近,該研究的後續工作已經表明,現如今的情況依舊沒有發生變化;此外,這些非言語的友善信號與實驗對象的外顯式態度無關,其運轉不受他們在種族和種族主義方面的公開信仰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對於任何一個因為自身種族而受到區別對待的人而言,普林斯頓大學的這個實驗所吐露的種種實情,恐怕與他們從慘痛經歷中所遭受的那些並無二致。在這個實驗中,黑人求職者的待遇遠比不上白人求職者。這種差別不僅體現在面試官們所釋放的非言語信號上,而且體現在面試時間上——分給黑人求職者的面試時間,平均起來少了25%。單單這個就構成一項不公正行為,然而,遭受如此的對待,人們會受到多嚴重的傷害呢?

對此,沃德的第二個實驗給我們帶來解決問題的「可乘之機」。研究團隊在收集了這些非言語行為的測量數據之後又招募了一些新的志願者,並開展訓練,讓他們養成與原先實驗對象一樣的反應方式。也就是說,原先的參與者怎麼對待白人求職者,他們就怎麼對待白人求職者:進行眼神交流、微笑、坐得更近以及給予求職者有更長的說話時間。同時,原先的參與者怎麼對待黑人求職者,他們也就怎麼對待黑人求職者:少進行眼神交流、也少微笑等等。除了僅有的非言語暗示有所不同之外,他們會彬彬有禮、公平正派地對待每一位候選人。

接下來,研究人員從普林斯頓招募了更多的白人大學生來扮演求職者的角色,並將他們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的面試官在非言語方面的反應與第一次實驗中對白人求職者的反應一樣,另一組的面試官則與第一次實驗中對黑人求職者的反應一致。

實驗結果讓我們見證了,關於歧視的預言會自我實現。按照獨立裁判的評判,那些遭受了「黑色」非言語信號的求職者的面試表現較為糟糕。他們在言談上的失誤遠遠多於其他求職者,包括說話猶猶豫豫、口齒不清、錯漏百出,句子還殘缺不全。此外,在面試中間的一段間歇,他們需要重新搬動座椅,這時他們會選擇坐到離面試官更遠的地方。

不難看出,在諸如工作面試這種贏家通吃的情境中,此類差別可能足以令人錯失良機。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中傷實驗參與者表現的非言語差別,也許是我們許多人無意為之的。再者,普林斯頓大學是世界級的精英大學之一,在其學生中仍然可見這種效應。即便是一名身為特權階層的白人精英,也會因這種境遇而備受折磨;可想而知,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沒有前者的那些優勢,卻要面對令人極度緊張的情形,這種效應的威力會更大。

這類實驗並不能揭示有關歧視的所有真相。諸如種族歧視之類的問題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其中遠遠不止個人態度。而且,它們往往同時得到外顯式偏見和內隱式偏見的強化。無論是在求職面試之前,還是面試過程中,抑或面試結束之後,種族主義會對求職者的影響方式還有很多,我所提及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這項研究明確地呈現了一種行為方式,其中,人們對少數群體的反應即便出於善意,也會造成巨大的影響。微小的差異積少成多,終將帶來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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