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福德, 一個讓我們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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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說過一句名言:「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稅收以外,沒有什麼可以說是確定無疑的。」而如果某些科學家和商人值得信賴的話,那麼眼下富蘭克林的論斷就只剩一半是正確的了。現如今,你可以以20萬美元的價格買到以下殯葬服務:將你的遺體整個浸泡在防凍液中,並安放在亞利桑那州(Arizona)斯科茨代爾市(Scottsdale)的一個巨型冷凍櫃裏。(如果你只將顱腦保存下來,而任由自己的血肉之軀自生自滅,那麼總價可以削減到8萬美元。)到目前為止,已有大約一千人懷揣著有朝一日解凍重生的希望,簽約接受此項服務。

我每次聽到這些殯葬方案的時候,都不禁想起傑西卡·米特福德。她於20年前離世,是小說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妹妹。生前,她時而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時而是一位調查記者,時而擔當民權活動家,時而又變身流行歌手。身為歌手,她為辛迪·勞珀(Cyndi Lauper)開了一場演奏會,並與作家瑪婭·安傑盧(Maya Angelou)錄製了一段二重唱。J·K·羅琳(JK Rowling)十分仰慕她,甚至以她的名字來給自己的大女兒命名。

然而,米特福德今天為人們所記住的原因,是她在1963年出版的《死亡的美國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一書。她理智地考察了死者後事料理過程中那些奢侈而離奇的行徑,書中內容常常令人毛骨悚然,而在今天看來,其所傳達的主題思想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切合實際。

「逃跑賬戶」

傑西卡·米特福德生於1917年,其父母是瑞茲達爾爵士(Lord Redesdale)和夫人。她在全家七個孩子中排行第六,親朋好友都管她叫「迪卡」(Decca)。迪卡小小年紀就顯現出對貴族生活的不滿情緒:在剛滿12歲的時候,她就已經在家族銀行中建立了一個「逃跑」賬戶,藉此便開始籌劃自己的出逃方案了。

隨著父母以及戴安娜(Diana)、尤妮蒂(Unity)兩位姐姐漸漸開始支持法西斯主義,她那些關於逃跑的憧憬變得越來越殷切。尤妮蒂最終搬到了德國,並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些人聲稱是一段風流韻事),而戴安娜則嫁給了英國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身為元首的希特勒出席了他們的婚禮。

而對於他們的納粹主義信仰,迪卡深感憎惡。她成了這個家庭中的「紅色分子」(思想左傾的人),用鑽石戒指在臥室玻璃窗上劃刻出錘子和鐮刀的圖案。19歲那年,她在一次家庭聚會上邂逅了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侄子、信仰社會主義的埃斯蒙德·羅米利(Esmond Romilly)。在那之後,她的處世之道才具體成形:她當即將逃跑賬戶中的存款兌現,和埃斯蒙德私奔到西班牙,並在西班牙內戰中加入共和軍。弗朗哥(Franco)取得內戰勝利後,他們倍感氣餒,垂頭喪氣地返回英國,並最終移居美國。

轉眼之間,她的生活就被打上了悲劇的烙印。先是一個女兒因麻疹而夭折,接下來埃斯蒙德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場戰鬥中犧牲。但是,她又再度嫁人,為自己開啟一段嶄新的生活,並且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在舊金山的支部,同時還為爭取美國黑人的公民權利而奔走呼籲。人到中年,她著手開展調查性新聞報道,專門曝光社會上的不公正現象——其中就包括一篇別具煽動性的文章,此文詳細羅列了價格高得越來越離譜的各種殯儀服務,並指出這些服務的費用常常成為懸在家屬頭上的難以承受之重。

她與死亡結緣,將社會良知和黑色幽默融合到這一篇文章中。文章在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而她很快將其發展成一本書。這本書讀起來很有啟發性。甚至連那些剛剛遭受喪親之痛的人,都對陰冷的太平間內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米特福德指出:「市面上已有成千上萬冊對喪葬程序進行描述、採編、理論化的書籍,其內容縱貫古今,從阿茲台克人講到祖魯人;但卻幾乎沒有一書提到美國現當代的喪葬習俗」。

米特福德所做的記述非常可怕,以至於她最初合作的出版商決定終止合同。她尤其關注遺體防腐處理的過程,對殯葬師如何給每具屍體「噴霧、切片、穿孔、醃漬、捆綁、修剪、搽膏、打蠟、上漆、塗胭脂以及穿戴整齊」的工藝細節做了精緻的刻畫。「經過這些處理,一具普通的屍體變成了曾經美好記憶中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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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米特福德在其作品《死亡的美國方式》中,詳細記述了一具普通的屍體轉變成曾經「記憶中的模樣」的處理過程(圖片來源:Getty)

表面上看,遺體處理是防止屍體進一步腐壞的清潔措施,它還使吊唁者得以為摯愛送上淒美的最後一瞥。而事實上,它根本就是大規模的屍體剖檢整容手術。入殮師會排空靜脈中的血液——血液越早流光越好,以避免在向動脈回填防腐液之前,出現細胞損傷。此舉有助於緊實肌膚,重拾青春飽滿的感覺。而且,由此也涉及到許多獨特的色調,使殯葬承辦人可以選擇不同的著色方案,比如陽光暴曬形成的棕褐色,健康的玫瑰紅色;或是乾脆讓遺體恢復其「天然底色」。在此之後,入殮師將人體周身的組織拉皮去皺,並用植入物、銷釘和填料來掩飾隨年齡增長和疾病發作而出現的斑點和浮腫。然後,死者的面部將被縫合起來,以盡可能地呈現出其最具吸引力(而且顯年輕)的樣貌神色。

最後,入殮師為死者遺體的牙齒增白,並為其化上妝,最後穿上成套裝束。米特福德驚訝地發現,市面上售賣的死者專用衣物種類繁多,其中一個為「死後胸型恢復」而設計的獨特文胸品牌備受其青睞。她指出,殯儀員還會慫恿吊唁者以極高的價格購買最為昂貴的棺材、浮華精貴的鮮花以及故作多情的紀念品(例如,心形的煙灰缸紀念品),並向吊唁者傳遞這樣一層隱含的用意:除非買最好的,否則都會是對死者的不敬。

米特福德對這些侵入性手術的尊嚴和效用提出質疑。令她驚愕的是,殯儀業者有時會因為某項重要的醫學屍檢增大了遺體美容的難度,而阻礙其進行。儘管幾乎沒有證據證實,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中,殯儀業者們往往用偽心理學來掩飾他們的服務。他們聲稱一個奢侈的葬禮,以及一具經過修飾、脫毛和拋光的遺體,都是哀悼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對此,她嗤之以鼻,並指出,對於情感脆弱的死者家屬而言,與其受蠱惑買一個豪華緞紋內襯的棺材、在葬禮花圈添些玫瑰,不如去看個稱職的心理醫生,前者的實際效果遠不及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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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入殮師常常會用化妝品來裝扮遺體,除此之外,還會進行較多的侵入性手術,最後才將遺體平放安息(圖片來源:Getty)

更重要的是,她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死亡正在被美化和粉飾,凡人終有一死的殘酷事實被掩飾了起來。米特福德下定決心,現在是時候讓公眾直面死亡了。

美國民眾對此深表贊同。米特福德原本預計其書的銷量也就幾百冊,但該書第一版印刷銷量就高達兩萬冊,發佈的當天就售罄脫銷。這本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拔得頭籌,並在當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始終在榜上佔據一席。1965年,導演托尼·理查德森(Tony Richardson)受它啟發,拍攝了電影《苦戀》(The Loved One),此片由利伯雷斯(Liberace)主演,被譽為「某些地方令所有人刺痛的電影」;2013年,大衛·鮑伊(David Bowie)將它選進他「最為推薦的100本」書的名錄中。

如今,更多的人選擇火葬,以及一種簡樸、少得不能再少的「米特福德式殯葬服務」。看來,她的書確實在人們對待死亡的方式上留下了印記。當一名殯葬承辦人將一款物廉價美的棺材以米特福德的名字命名時,她竟非常高興。她在信中特別提到,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甚至告訴她,《死亡的美國方式》影響了他對兄長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葬禮籌備工作。

如今,科學為我們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紀念死者的方式。而且,我們可以肯定,要是米特福德活在當下,她並不會對所有方式都表示贊同。例如,「西雅圖城市逝者計劃(The Urban Death Project in Seattle)」把屍體製成肥料,塵歸塵,土歸土,這是一種比常見的火化更為綠色環保的殯葬方式。反之,儘管我們無法做太多的比較,但相對於以往她所譴責的各種殯葬方式,低溫冷凍殯葬法看上去就是它們的理想典範。正如近來《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誌所指出的那樣,有價值的醫學研究可能會從這些殯葬項目中脫穎而出。

最起碼,在一些情形中,死亡不再是什麼禁忌的話題。比如,一些「死亡咖啡館」就鼓勵人們毫不諱言地討論死亡。再比如說,由瑞士社會學家伯納德克雷塔茲(Bernard Crettaz)初創於2004年的「莫泰爾咖啡館」(café mortel)為顧客提供了一方場地,人們可以一邊享用茶點,一邊談談關於死亡的事兒。這種轉變的擁護者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地參與決策,以選取紀念自己最終離開這個世界的方式;而在自身被緬懷的方式以及為他人悼念的方式上,我們也要發揮更大的主動性。

米特福德以直話直說的幽默態度欣然接受她的命運,活得多姿多彩;她也勢必以同樣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死亡。1996年初,她被診斷出患有轉移性癌症,還有幾個月可以活,當時她已經開始修改和增訂自己的代表作(她已經開始將新的版本稱為《病入膏肓》)。她依舊樂觀,並對自己剛好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著作、了結生命中的一些小事而深表感激。她於7月22日去世,終年78歲。

她曾經揶揄說,儘管自己呼籲人們採用一種更簡單、更有尊嚴的態度來面對死亡,但她本人卻想要一款精緻的殯葬服務:她死後,「大街小巷封鎖戒嚴,政要就鮮花覆滿的靈柩慷慨陳詞,不時嗚咽,還將有公告發佈–諸如此類的事」。她的朋友們遵從了她的願望,在其離世後,將棺材放入由玻璃圍起來的古董靈車中,讓六匹黑色羽毛裝飾的駿馬拉著靈車,一支12人的銅管樂隊緊隨其後,穿過舊金山的市中心區。

米特福德如果能親眼見到這幅奇景,她必定會翹起嘴唇,露出惡作劇般的微笑。在將生命中這麼多年的光陰都奉獻給了殯葬業之後,唯一令她感到遺憾的事實就是,她永遠都不可能參加自己的葬禮。她曾經寫道:「天哪!我要是能親臨葬禮現場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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