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郭文贵“断播事件”后继续网上大鸣大放

中共最高层领导人 图片版权 xinhua
Image caption 郭文贵爆料开始涉及除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外的中共最高层。

美国之音对富商解密者郭文贵直播采访突然被掐可能使揭秘者更加依赖自媒体继续爆料。郭文贵说,他正源源不断收到来自国内的举报材料,俨然已成为揭秘爆料中心。

4月19日美国之音对富商解密者郭文贵直播采访突然被掐令华语受众不满,也令美国新闻自由也成了争论焦点。有人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干涉、压制新闻自由的活生生案例",还有评论说是中国政府干涉了VOA的新闻自由",因为中国向美国施加了压力,防止郭文贵爆料。

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之音断播事件暴露了中共渗透海外媒体之严重。大部分评论批评美国之音断播违反了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认为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国会不应该容忍各种势力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但触及言论自由相对性的评论并不多。

英国著名报人查尔斯·斯科特100年前也说过: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这句话至今被《卫报》评论版奉为圭臬。美国的社会学者和政客莫伊尼汉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所有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无权发表'自己的事实'"。

这些话强调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能离开尊重事实,言论自由不能绝对。英美社会一般认为言论自由要受所谓"伤害原则"制约,即在文明社会里面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该妨碍或侵犯其他人的正当权利,不能侵犯他人隐私和名誉等权利。

媒体是言论表达的载体,因此媒体或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至关重要,但新闻自由并不完全等同于言论自由。主流媒体,特别是受政府和公共资助的媒体应该对公众负有更大责任,确保播出内容事实准确和客观公正。

双重标准?

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采访被断播招致批评后,美国之音高层坚持说他们没有屈从任何外部压力,他们只是按照编辑方针不允许美国之音节目上的嘉宾在没有提前通知当事人给他们回应机会的情况下对有关人做严重指控,这包括对政府高官的指控。

"广播理事会观察"(BBGWatch)博客文章对美国之音高层在断播事件后作出的解释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实际上美国之音领导层对美国经过民主选举的政客,如特朗普总统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报道就没有恪守同样的编辑标准。美国之音的许多报道也并没有事先通知相关的美国政客给他们作出回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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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次事件中美国之音突然那么关切未经选举的中共领导人的声誉受损,令文章作者感到匪夷所思。显然作者意在批评某种双重标准,不过作者并没有说明:对不民主国家及其领袖和官员进行报道时,媒体是否就可以偏离公正的编辑方针。

据知情人分析,美国之音断播事件说明了公司高层对如此重大的爆料采访没有足够了解,也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中层管理沟通职能欠缺,一线记者的责任可能是没有能够同被采访人达成对广播方有利的采访条件。

明确意识到自身的巨大新闻价值的郭文贵对媒体采取了强势态度,要求媒体采访用直播不加编辑的形式播出,避免其爆料内容被改动或歪曲。

但类似美国之音断播事件可能令这位富豪揭秘者意识到主流媒体并非做惊天爆料的最好渠道。在美国之音断播后,他随即发布视频严厉批评了美国之音。

"新媒体"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明确意识到自身的巨大新闻价值的郭文贵强势对待媒体,要求媒体采访用直播不加编辑的形式播出,避免其爆料内容被改动或歪曲。

像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谴责主流公司媒体报道虚假消息对他进行歪曲,利用社交媒体绕开所谓精英媒体的过滤同公众直接沟通一样,郭文贵也在利用推特,脸书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蓄积大量粉丝和追随者,扩大自己的爆料影响。

在美国之音断播事件后,他的推特粉丝从6-7万迅速增加到了10万多。周三(4月26日)他的推特账号一度中断了4个小时。虽然推特管理方没有对媒体闻讯做出评论,但报道说可能是郭文贵在爆料时透露了中共高层及家人的个人信息,未经本人同意,公布此类信息在推特上属于违规行为。

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有利于避开传统主流媒体控制和精英媒体的编辑过滤。新媒体因其大众性,自发性和公开性,类似于过去的群众"大字报"。过去的"大字报"通过不同群众组织大量油印翻印,通过串联活动迅速扩散传播。

自媒体和"大字报"一样常常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也容易造成子弹乱飞,伤及无辜的局面。郭文贵在推特上爱说"让子弹飞一会",似乎对自媒体的攻击力信心十足。他还夸口说,他所掌握的中共高层黑幕,足够引发千万人上街抗议。

"大字报"

50年代中国曾经搞过的"大鸣大放"和"大字报"的舆论表达形式在文革时候发展成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自由。如今新媒体爆料吸引的吃瓜群众的执著程度不亚于过去参加"大字报"批判的群众的"革命热情"。

过去"大字报"的批判对象中相当一部分是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当然这种舆论自由也成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工具。对于这段历史,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大字报整肃走向腐败僵化的庞大中共官僚机器,另外一种说法是大字报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过是毛泽东打击异己,专权的手段。

"四大"的言论自由曾经被写入1975年和1978年宪法。"大字报"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两年后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四大"自由在1980年被中共取缔,但"大字报"仍然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文革红卫兵喜欢的口号和毛主席语录成了1989年许多学生示威者使用的口号。

过去毛泽东下面的红色官僚体系及其领导人成为"大字报"的主要揭批对象,现在当初那些红色官僚的下一代(“红二代”)和新官僚成为目前神秘富豪通过新媒体爆料的主要对象。郭文贵爆料开始涉及除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外的中共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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