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六四”并未离我们远去

资料图片:1989年6月2日,大批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要求中国民主化 图片版权 AFP

28年,就人类个体生命而言已经是一代人的间隔。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所面对的学生绝大多数出生于“六四”以后,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六四”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这当然是党国封杀历史记忆的极大成功。

记得“六四”天安门屠城刚发生后的那些年,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每年都会遭遇“两会”结束时答记者问的尴尬。有外国记者问:“一个中国人,可不可以既爱国,又批评共产党?” 而李只能用“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所以一个中国人爱中国就应该爱中国共产党”之类荒唐逻辑做出应答。欣赏此类“现场直播”,是那个压抑年代正直中国人难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这样的情景也再见不到了。“两会”上不会再有外国记者问如此不识时务的问题。他们不但怕因此被中国政府吊销签证,大概也觉得此类问题早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大国地位”、“大国责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对本国政府保持凌厉攻势的西方大媒体,也都学会了面对北京时的乖巧。时代似乎真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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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各国领导人早前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更有论者鼓吹,恰恰是当年对“六四”的镇压,不但保证了党国20年的稳定,而且促成中国经济的腾飞,所谓“没有稳定,任何事都无从谈起”,正此谓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兴大国,如今的党国正热衷于营造“万邦来仪”的大场面,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甚至守护者,挑战美国所代表的旧秩序、旧权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模式”的“有效”或“正确”,据说,中国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国的选举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选举反倒是“骗人的把戏”)。

按照这个“逻辑”,当年的“六四”不过是反对共产党的一场闹剧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国最好大学讲台的那批“学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这个调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经无足道哉,可以被历史遗忘了么?党国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这一点。

六四后造就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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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每到“六四”周年纪念,北京就会如临大敌,“敏感”依旧,恰恰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忘记这件事。一般来说,只有做贼心虚者,才会有自己造下的罪孽总是如影随形的感觉。如果真的“四个自信”,何必整出如此庞大的网军,一定要把哪怕刚刚露头的不和谐音迅速消灭于无形,包括对“六四”的纪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后28年的历史,特别是党国政权自身的演变史、衰败史,以及与此伴随、甚或必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作为精神躯体的堕落史,在在证明着当年学生和市民诉求的正确。试想,若当时的共产党执政者顺应民意,启动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鼓励说真话、政府信息公开、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党国的腐败断不至于达到后来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程度,中国或许早已迎来政治清朗、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春天。正是因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一党之私,顽固拒绝变革,才导致历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门民主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后中国政治转型的道路。

事实上,“六四”后的中共统治者在一党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它带来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被垄断的政治权力与某种伪市场经济相结合,造就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它所暴露的,已经远非一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文明缺陷,而充斥着现代版中国专制主义的所有无耻与野蛮。你不愿意在这种无耻面前忍气吞声么?你要为草民伸张那本已十分可怜的权利么?那就让你尝尝“专政”的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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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维权律师李和平(右)在2015年“709大抓捕”关押近两年后,上月被释放

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因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缓四、刚刚放回家中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照片,竟然一下认不得了:不足两年的牢狱之灾竟让我记忆中的英俊小伙子变成了70岁的白发老人,而他的实际年龄不过40多岁!李和平是过去20年中国民间涌现出来的无数有勇气、有担当的好公民中的一位,打压、迫害这样的公民,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与党国作对绝没有好下场。

如此,我们又可以理解“六四”后党国独裁加剧导致的第二个后果,那就是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刚直不阿者死,唯唯诺诺者生,溜须拍马者腾达,从商场到官场,人间正气再难寻觅。如今甚至文革死灰复燃,“核心”崇拜甚嚣尘上,完全忘记了十年浩劫殷鉴不远,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更深一层的精神劫难?!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所以,“六四”精神不死。“六四”提出的任务远未完成。“六四”代表的方向仍是当今中国必须追求、必须为之奋斗的方向!

当然,应该承认,历史演变充满了变数,正义的落实并非一条单行道,而往往充满了艰辛。回顾历史,我甚至常常慨叹我的祖国“时运”不济。百年前的晚清固然已经千疮百孔,但若不是摊上慈禧这样的完全不晓得天下大势、只知道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当时的中国未必就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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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特朗普上场后,专注美国国内事务,令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相对下降

而当下呢?中国经济确实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也早已提出变革和自由民主转型的要求,但当今中国的统治集团又是一个远较100年前的满清统治者聪明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势”和“运”似乎也有天壤之别。就经济记录而言,过去30年的中国是近代15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虽然并非如某些御用学者所说那样乃党国体制所赐,但这个增长本身的确给党国增加了合法性,也增加了力量。国际方面,欧洲的衰落、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相对下降、俄国民主化的倒退和普京主义的崛起、再加上成熟民主国家内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似乎都在给中共党国加分,同时也在给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减分。这是一个事实。对此,中国的民主人士必须正视。

而这将意味着,“从头收拾旧山河”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追求者来说将是一个更加艰巨、需要待以时日、努力耕耘方能实现的工程。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势”,有利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势”,而这个“势”不仅和中国相关,而且和整个世界相关,和世界的和平与未来、和全人类的福祉相关。我们必须证明,只有一个民主中国,它的崛起才对文明人类有益,而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只会给世界带来祸害。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要推动建设一个民主中国。就此而言,“六四”至今仍与我们同行。

注:上述文章不代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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