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30年:平民生活的记忆

戒严时期的台湾与蒋介石宣传照。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戒严令让台湾38年来处于军事紧急状态中。在台湾过去尊称为“蒋公”的蒋介石领导下,“反攻大陆”的概念深入人心。

《热情的沙漠》是禁歌、作文要以“消灭万恶共匪,拯救大陆同胞”结尾、禁止组党及办媒体的台湾“戒严”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回顾戒严,台湾民众怎么看?

1987年7月15日,蒋介石的继任者──总统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这是世界上一个政权所实施的最长时间戒严。

至今30年过去,台湾经历三次政党轮替,目前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成立于解严前一年,在解严30周年的周末,民进党将举办《解严30 影像展暨音乐节》,纪念影响台湾深远的一段历史。

前《端传媒》评论总编曾柏文对BBC中文回忆戒严时期,“确实有很多很糟糕的事发生”,但对于解严时正要上初中的他来说,身为一个学生,他没有感受到政府对自由的限制,他感受到的生活是“世界简单、单纯、宁静,讯息量少,很多东西你看不见也不知道,有很多的‘为什么’无法被回答,老师说的、课本上教的内容是不能被质疑的。”

为什么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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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台湾省政府的机关报《新生报》1949年5月19日刊出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发布的戒严令。翻摄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常设展(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协助提供)

1949年,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命令下,自5月20日起台湾省全省戒严。戒严令宣布的背景是在国共内战,国民党战况恶化之后。同年12月,蒋介石与大约200万军民撤退到台湾,国共展开长期对峙。

戒严令让政府得以对台湾实施战争紧急状态时的军事控管,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旅行自由受限,社会上实施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于所有可能危害政权稳固的行为,特别是可能与大陆匪谍相关联之事,采取高压手段监视及审判,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白色恐怖,就是在戒严的背景之下产生。

那些不能唱的歌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对BBC中文说,70年代是台湾查禁禁歌的高峰。歌曲被禁的理由除了明显的“意识左倾,为匪宣传”政治原因外,“词句颓丧,影响民心士气”、“内容荒谬怪诞,危害青年身心”、“幽怨哀伤,有失正常”都成为被禁的理由。

查禁歌曲的目的主要是教导人民“怎么做一个好的国民”,李明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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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已故歌手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也被列为禁歌。

从1988年资料中可看出,当局的禁歌名单超过 800首歌,《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期待“共匪”到来,《热情的沙漠》曲中的“啊”被认为有性暗示,《橄榄树》因为“主题意识”不明确,因此都在禁歌名单上。现任总统蔡英文就职典礼上演唱的《美丽岛》,当年因为具有“台独”意识而被禁。

而在政府有意限制台语(闽南语)传播的政策之下,1976年广播电视法实施,限制台语歌曲的公共播放。李明璁认为,这对在70年代成长的一代以及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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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国共对峙情势紧张时代,台湾防范中国间谍“匪谍”的意识浓厚。翻摄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常设展(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协助提供)

受邀至《解严30 影像展暨音乐节》表演的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主唱阿达对BBC中文说,小时候他家里收集许多唱片。他的母语是台语,因此创作的歌曲是最能抒发自己想法的台语歌。他透过父亲了解到,在戒严时,台语歌被压迫,他自己曾因为在学校说台语遭到处罚。

全体肃立唱国歌

曾担任教育部军训教官的张姓中校解严时正好小学毕业。他回忆戒严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看歌舞表演时,在节目开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而在他父亲的年代,如果没有大声唱国歌,可能会被警备总部的人举报犯法。

课堂上“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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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2006年高中版本的三民主义课本。

戒严时期校园生活,学生会常被要求集会,聆听“政治讲话”。

作文课、演讲比赛,结尾都有“套路”。最常见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兴中华文化,坚守民主阵容,消灭万恶共匪,拯救大陆同胞”或是“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插满秋海棠的每一个角落”。

“三民主义”做为一门考试科目,直到近十年前才改为“公民与社会”科目。张姓中校回忆当年自己与家人参与国家考试,三民主义占的分数比重,“几乎都要背到非常熟”。

张姓中校比较现在与过去的“教官”角色。现在教官负责校园反毒、学生安全等等,戒严时代的教官则如同“锦衣卫”,有权力监督、向教育部回报“思想有问题”的学生。

开放大陆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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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随国民党军队来台的谢姓民众90年代初期回广东探亲。在开放探亲的头一年,申请回大陆探亲的台湾老兵就多达数十万人。

戒严令解除之后三个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探亲,“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

许多因战争分隔38年的家人终于能再见,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成为热潮。

曾柏文回忆,在课本上读到的黄河、青康藏高原等等,以为自己一辈子去不了的地方,“突然间就有人能去了”,他回想这一段,觉得是解严带来的最立即的改变,让他印象很深。

媒体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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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戒严时代,台湾民众在布告栏前阅读经政府核准发行的报纸。

在1981年正式投入新闻工作的前中国时报总编辑、前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对BBC中文回顾台湾媒体解严前后的发展。

他表示,70年代开始,未获得出版执照的“党外杂志”、“地下刊物”开始发展。有时当局会到印刷厂查扣。书报摊老板因此学会将这些刊物放在其他地方,只卖给熟客。

他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时,因为报禁未开,所报道的内容受到限制,当时很多同业会用化名为党外刊物写稿,被国安单位请去“喝咖啡”也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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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党外杂志”《美丽岛》1979年创刊号,同年底为向当局争取自由与人权的美丽岛运动爆发,活动人士被关押,陈水扁是杂志创办人黄信介的辩护律师。美丽岛社员后来成为民进党的主要党员。翻摄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常设展(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协助提供)

而从解严后,报禁开放,之后也能够自由成立民营电视台,台湾媒体生态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曾柏文回忆,解严后,书店里陈列的杂志越来越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这些以前学校没教、社会上未见讨论的事,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他说这样的“媒体资讯大爆炸”带来一种混乱感,令人质疑“到底什么是真的?”

戒严时代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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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蒋经国(图左)宣布解严,他在1988年过逝后,继任者李登辉(图右下)持续松绑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

戒严时期严禁“为匪宣传”,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这几个概念,对许多代台湾人来说“都糊成一团”,李明璁说。这造成台湾社会对中国、对社会主意产生误解。

解严不是一夜之间就对社会造成立即的改变。李明璁表示,“法制的改变不足以造成整个社会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只有人心的改变(可以)。”但人心的改变需要文化、教育的累积,而这个过程是从解严之后才开始。在戒严时代成长的长辈,需要与自己在戒严时的意识形态切割,才能教育出下一代“解严公民”。

但他观察到,台湾社会还是留存着戒严思维,“把不听话的人隔绝”、化分“好人坏人”等等。台湾要走出戒严,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还有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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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为了终结“白色恐怖”时代,李登辉总统在推动宪政改革的同时,1991年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结束,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承认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的事实。翻摄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常设展(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协助提供)

曾柏文也举了一个例子,2000年左右,他在家中发现一本提词送给他父亲的关于“台独”的书,他父亲看到这本书后,激动表示这是“禁书”要撕掉。

有些人面对台湾社会现在多元到分歧甚至撕裂的局面,会回忆戒严时期台湾社会的“凝聚力”,社会上没有这么多冲突,“一派和谐”,但大部分民众仍认对解严持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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