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有何利弊?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四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司法机关还将对这四人信息进行公开。 图片版权 WEIBO
Image caption 公开内容包括犯罪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案由等事项。

中国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四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未来并会公开这四人的信息。这个决定,再次引起有关如何处理性侵案件的讨论。

支持者表示该措施应常态化,可以震慑犯罪分子,保护未成年人。也有人担心,该措施可能使被公开者家人受到伤害,也可能暴露受害者的身份。

江苏省淮安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四名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宣判。

根据由淮阴区此前发布的《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规定,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四名被告人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开。

淮阴区法院少年庭庭长郭云红告诉中国媒体,公开内容包括犯罪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案由等事项。

据淮阴区检察院介绍,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均应当公开个人信息。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例外:作案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四名被告人还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如学校、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妇科及儿科医院、儿童乐园、保安公司、物业公司及动物园等。

并非中国首例

这项制度于12月1日正式生效,上述四名被告的信息公开在江苏尚属首例。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向BBC中文介绍,淮安并非中国首个类似的信息公开制度,2016年6月,浙江省慈溪市就出台政策,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犯罪人员进行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此后,上海闵行区也有对这类罪犯设置行业禁入的规定。

“但淮安这次是我观察到的首个判决,这对中国法律界而言有里程碑意义。”吕孝权介绍。

此外,淮安新规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还因为不久前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等事件,触动了公众对性侵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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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触动了公众对性侵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敏感神经

冤假错案

一位律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还有个担忧,如果弄错了怎么办?毕竟,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冤假错案。比如聂树斌案,1995年4月25日,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后来聂树斌案翻案,真凶王书金浮出水面,聂树斌就此冤死。”

在法律层面,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杰向中国媒体表示,这一政策背后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类似规定。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开庭时,涉及未成年人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最高法院也要求不得把这些案件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分析人士指出,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一旦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其家人很容易遭受社区或邻里的孤立和侵扰,产生连带伤害。

广泛支持

虽然法律界有忧虑的声音,但民众却表达了广泛支持。

在慈溪相关政策出台前,人民微博曾发起一项“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你赞成吗?”的网络调查,有98%的网友投票表示赞成。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告诉《成都商报》的记者,从目前被广泛报道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来看,施害者重复犯罪率很高,大部分都有前科,这说明他们自己存在难以控制的情况。将他们的个人信息公开后,也是公众得以监督和制止的途径。

吕孝权律师向BBC中文表示,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已是全球共识,新规是中国法律向前进步的表现。虽说有犯罪人员家人可能被连带伤害的可能性,但在最大化的原则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本着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也应出台这一规定。

推广为中国版梅根法案

包括此前的慈溪,两个地方出台的信息公开法规都被认为是中国版“梅根法案”的探索。

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7岁女孩梅根·康卡被邻居杰西·提门德夸斯强奸并谋杀,而这个邻居之前被判决实施过两次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行为。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梅根法》,强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释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并公布给社区知悉。“性犯罪加害人登记与公告制度”不仅规定性侵害的实施者要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要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

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台的《洁西卡法案》规定,不管是因为刑期服满、假释,还是赦免而出狱,出狱后必须立即对他执行社区监控:终身配戴电子脚镣或卫星定位监控器材。

韩国则于2011年通过首部针对严重性犯罪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并于2012年5月首次对儿童性犯罪者实施,成为亚洲第一个引入并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

从社交媒体来看,舆论强烈希望两地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法规体系,加快推进全国推广这一信息公开制度的进程。

吕孝权认为,下一步应在省一级进行试点,再进一步推广到全国,“最终希望对此设立专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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