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争议中去世的红二代

陈小鲁 图片版权 provided by a friend of Chen Xiaolu
Image caption 陈小鲁。摄于2012年11月5日,北京。

2月28日“红二代”陈小鲁因大面积心梗骤然离世的消息在媒体上引发高度关注。

陈小鲁是中国开国元帅之一陈毅的儿子,是现今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陈小鲁积累了巨额财富。他卷入了安邦的股权疑云,尽管他公开称没有从安邦领过一分钱工资,但围绕着他的质疑与纷争,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停歇。

据妻子粟惠宁向亲友通报的情况显示,当天二人在海口亚龙湾旅游休息,晚九点多,陈小鲁突发身体不适。

2013年,他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为向他的高中老师公开道歉,收获大量网民赞扬。同一年,他和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等一起创办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倡导生前预嘱和尊严死,又为他迎来一片赞扬声。

文革浩劫

陈小鲁出生于1946年。1950年,陈小鲁跟随父亲陈毅迁居中南海。

1966年,20岁的陈小鲁在北京八中上高三。由于肝炎,他此前休学了一年,所以他比同班同学都要年长一岁,也是同学们眼中的“大哥”。

“小鲁在我们学校很低调。当时的八中,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来自党政军家庭,还有一些其他领导人的孩子。小鲁从不炫耀他爹,他受到尊敬是因为他本人,他为人朴素,学习好,也有长者风度。”陈小鲁在八中的红二代同学计三猛告诉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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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大量的中国媒体报道中,陈小鲁经常被描述成“生活简朴”、“与朋友聚餐骑个自行车就来了”、“没有架子”的有亲和力的红二代。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一开始,陈小鲁就成为一位红卫兵,冲在了最前面。在文革工作组组织的选举中,他几乎全票当选北京市第八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个革委会的成员都是八中的高中生,计三猛也当选了革委会副主任。

在2013年那封著名的公开道歉信中,陈小鲁对当年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说,“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在陈小鲁的朋友看来,陈小鲁的道歉是真心的,甚至陈小鲁当初加入红卫兵的初衷,在朋友眼中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他爹是毛主席的部下,他当然也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破四旧,斗黑五类,当时的红卫兵都这样。”陈小鲁前同事、独立学者吴伟告诉BBC中文。

“文革中的很多命案其实都出自未成年人,比如给老师剃阴阳头。陈小鲁在文革期间从不佩戴红卫兵袖章,他也不打人,他一直告诉初中生要文斗不要武斗。很多年后我们向老师道歉时,有一位老师对小鲁说,小鲁你不用道歉,你在文革时还试图保护过我们,要批斗我们的是当时最高领导人。”计三猛说。

但在独立评论作者宋阳标看来,陈小鲁就文革期间行为的道歉更像是一种“作秀”,是为了“赢得某些派别的好感”。

1967年,陈毅等因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中共中央定性为“二月逆流”。家庭命运逆转下,作为保护,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去陆军第三十九军当兵。因为父母在文革中也惨遭批斗,陈小鲁思想此后也开始了转变。

昙花一现的改革

一个不透露姓名接近陈家的人士评价说,客观而言,陈家是难得的在中共左右两派中都口碑不错的红二代家庭,“说白了,两边都买他们的帐”。在十大元帅中,毛泽东只出席了两位元帅的追悼会。 而1972年,毛泽东身着睡衣临时决定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这使得毛泽东的追随者始终在情感上也对陈毅和陈家有好感。而多名熟悉陈小鲁的老朋友都对BBC中文表示,陈小鲁性格张杨豪爽,做人快言快语,也为他赢得了家风好、颇具其父魅力之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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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71年12月26日,陈小鲁与病床上的父亲陈毅合影。这张合影也是1972年1月6日去世的陈毅的最后一张照片。

加入部队后,陈小鲁加入了共产党,也被提拔为干部。此后他又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副武官,获上校军衔。

1985年,中共开始筹备政治体制改革。次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研讨小组又下设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搜集和阅读资料、召开座谈会,为中央政治改革提供建议。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是办公室负责人,在他组建班子的过程中,有人推荐从部队借调刚从英国回到中国的陈小鲁,因为“他对国外的政治体制有切身体会”,并且“在国内和老干部的关系也都不错”。

吴伟也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一员。他第一次见到陈小鲁时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作为陈毅的儿子,讲话怎么这么爽快”。“他的确有他父亲的风格,开朗,直爽,对人真诚,”吴伟说。

但很快,这幅勾画民主未来的蓝图被打破了。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场全国性的示威运动在短短两个月后受到了全面镇压。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赵紫阳失势,鲍彤也在“六四事件”后被当局逮捕。

“六四”后,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被撤销。陈小鲁和他的同事一起接受了长达一年半的审查,但最终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也许是因为陈小鲁是有军籍的借调人员,不需要重新分配工作吧,工作组就让他当了机关临时党委副书记,负责协助工作组给被撤销了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20多个人分配工作,他很负责,最后等大家都分配以后,他才回了部队,很快就脱了军装。没有要部队分配工作,他要离开体制,自谋职业。”吴伟告诉BBC中文。

多年后,跟朋友谈及那场昙花一现的改革时,陈小鲁表示他对当年的政治改革从没后悔过,只是当年阻力太大没有成功。“他思想很开放,也认为六四对学生开枪是错误的。我们一年有两三次聚会,会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他对后来的文革回潮也非常反感。他在文革前已经接受了完整的中小学教育,跟一些接受文革教育的人不一样。他的观念形成、社会经历以及家庭遭遇使得他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吴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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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87年11月7日,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中央政改办全体人员。陈小鲁,上二排左三(穿军装者)。

给前同事分配完工作后,陈小鲁提出退伍,他拒绝了部队给他分配工作,称要“自己谋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有人推荐陈小鲁去海南亚龙湾投资公司当了总经理。“他是亚龙湾旅游区的奠基人。离开亚龙湾后,他回北京跟几个朋友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也没做大。”吴伟说。

计三猛告诉BBC中文,标准国际的经营模式主要靠这些红二代的人脉,帮助外商投资在中国的项目。

2000年前后,吴伟曾经问过陈小鲁在干嘛,陈说他在炒股票。“我估计他那会儿也没多少财产,因为标准国际一直没有经营起来。”吴伟说。

安邦疑云

令陈小鲁变得备受争议的是,他出现在了安邦保险集团董事的名单上。

今年2月份,安邦原董事长吴晓晖被提起公诉,涉嫌罪名为集资诈骗、职务侵占。吴早年在浙江从事过汽车销售工作,此后在陈小鲁旗下的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纽约时报》曾报道,吴小晖通过陈小鲁结识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芮并与之结婚。但多位陈小鲁的好友告诉BBC中文,吴小晖是通过陈小鲁的妹妹陈姗姗结识邓卓芮。

2015年1月,《南方周末》报道称,陈小鲁掌控的上海标基、浙江标基、嘉兴公路等3家公司合计持有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因此有意见认为陈小鲁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对此,陈小鲁坚决否认,并称他在安邦“无股份无工资,只做战略咨询,并且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

“据我所知,好像是吴小晖在浙江有个名字跟标准投资名字很像的公司,但这个公司跟陈小鲁没什么关系。我相信陈小鲁的人格。十三大召开后,鲍彤曾经跟他说,可以让紫阳跟总参打个招呼,给他解决职务提升问题,但他拒绝了。这说明他对名利地位不是很在意。陈小鲁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据我所知,他没有发大财。以他的人格,我不信他真的赚了很多钱后会向朋友们撒谎。”吴伟告诉BBC中文。

“陈小鲁确实做过安邦的董事和董事长,但他几年前辞掉了安邦的董事长职务。吴小晖为了找人站台,就硬拉着他做董事。要说经济联系也有点,陈小鲁喜欢旅游,安邦就提出给他报销旅行费用,他也没有拒绝。”吴伟说。

在大量的中国媒体报道中,陈小鲁经常被描述成“生活简朴”、“与朋友聚餐骑个自行车就来了”、“没有架子”的有亲和力的红二代。

一个海军家庭出身的红二代说,2017年陈小鲁自己在与朋友的饭局上,很坦然说过,他确实为安邦站过台,但是绝对没有把任何收入所得揣入自己腰包。 “最多也就是花了,旅游了”。 但这些与安邦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身处中国权力圈子之外的批评者和广大公众看来,就是一种既得利益。

“他帮吴小晖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邓家主动帮助过陈家,邓小平和陈毅在法国留学就认识了,所以陈家欠邓家人情,因为吴小晖的身份,这个忙他就帮了。说小鲁是吴小晖的白手套完全是造谣。”计三猛说。

对此,一位接近安邦、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跟BBC中文说,安邦的股东结构里出现过粟裕家第三代人的名字,而粟裕的女儿是陈小鲁的妻子。“很多红二代都经商,他名下很多家公司,我很好奇,那是别人冒充你的名字吗?真的没有任何利益在里面吗?我想不明白。”这位人士说。

“陈小鲁给我亲戚的一家公司也做过法人代表,但他没收钱,就是吃吃饭。他有一个称号,叫‘商界活雷锋’,他喜欢给人家做法人代表,因为没人敢动他。”宋阳标告诉BBC中文。

“他的离世对吴小晖来说可能是个好事,因为可以把一些事推到他头上。从工商资料来看,陈小鲁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工商登记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你现在搞得像儿戏一样,我实在不明白。或者他可能就是在犯糊涂。”上述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士说。

无论如何,出身于元帅之家,迷失于文革旋涡,受挫于八九之后,从军界到投身政改再到商界,陈小鲁的个人选择始终与其家庭出身,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曲线缠绕互动,他有个人的良心反思,有对历史和政治的批判,有在个人层面上以一己之力适度救赎和偿还,但身前事都在骤然离世中,继续影响着他的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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