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郭文貴「斷播事件」後繼續網上大鳴大放

中共最高層領導人 圖片版權 xinhua
Image caption 郭文貴爆料開始涉及除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以外的中共最高層。

美國之音對富商解密者郭文貴直播採訪突然被掐可能使揭秘者更加依賴自媒體繼續爆料。郭文貴說,他正源源不斷收到來自國內的舉報材料,儼然已成為揭秘爆料中心。

4月19日美國之音對富商解密者郭文貴直播採訪突然被掐令華語受眾不滿,也令美國新聞自由也成了爭論焦點。有人在社交媒體推特上評論說這是"美國政府干涉、壓制新聞自由的活生生案例",還有評論說是中國政府干涉了VOA的新聞自由",因為中國向美國施加了壓力,防止郭文貴爆料。

觀察人士認為,美國之音斷播事件暴露了中共滲透海外媒體之嚴重。大部分評論批評美國之音斷播違反了美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認為在美國這個自由社會,國會不應該容忍各種勢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但觸及言論自由相對性的評論並不多。

英國著名報人查爾斯·斯科特100年前也說過:評論是自由的,但事實是神聖的。這句話至今被《衛報》評論版奉為圭臬。美國的社會學者和政客莫伊尼漢也表達過相同的意思:"所有人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無權發表'自己的事實'"。

這些話強調言論自由的權利不能離開尊重事實,言論自由不能絶對。英美社會一般認為言論自由要受所謂"傷害原則"制約,即在文明社會裏面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應該妨礙或侵犯其他人的正當權利,不能侵犯他人隱私和名譽等權利。

媒體是言論表達的載體,因此媒體或新聞自由對言論自由至關重要,但新聞自由並不完全等同於言論自由。主流媒體,特別是受政府和公共資助的媒體應該對公眾負有更大責任,確保播出內容事實凖確和客觀公正。

雙重標凖?

美國之音直播郭文貴採訪被斷播招致批評後,美國之音高層堅持說他們沒有屈從任何外部壓力,他們只是按照編輯方針不允許美國之音節目上的嘉賓在沒有提前通知當事人給他們回應機會的情況下對有關人做嚴重指控,這包括對政府高官的指控。

"廣播理事會觀察"(BBGWatch)博客文章對美國之音高層在斷播事件後作出的解釋提出質疑。作者認為實際上美國之音領導層對美國經過民主選舉的政客,如特朗普總統和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報道就沒有恪守同樣的編輯標凖。美國之音的許多報道也並沒有事先通知相關的美國政客給他們作出回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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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次事件中美國之音突然那麼關切未經選舉的中共領導人的聲譽受損,令文章作者感到匪夷所思。顯然作者意在批評某種雙重標凖,不過作者並沒有說明:對不民主國家及其領袖和官員進行報道時,媒體是否就可以偏離公正的編輯方針。

據知情人分析,美國之音斷播事件說明了公司高層對如此重大的爆料採訪沒有足夠了解,也沒有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美國之音中層管理溝通職能欠缺,一線記者的責任可能是沒有能夠同被採訪人達成對廣播方有利的採訪條件。

明確意識到自身的巨大新聞價值的郭文貴對媒體採取了強勢態度,要求媒體採訪用直播不加編輯的形式播出,避免其爆料內容被改動或歪曲。

但類似美國之音斷播事件可能令這位富豪揭秘者意識到主流媒體並非做驚天爆料的最好渠道。在美國之音斷播後,他隨即發佈視頻嚴厲批評了美國之音。

"新媒體"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明確意識到自身的巨大新聞價值的郭文貴強勢對待媒體,要求媒體採訪用直播不加編輯的形式播出,避免其爆料內容被改動或歪曲。

像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譴責主流公司媒體報道虛假消息對他進行歪曲,利用社交媒體繞開所謂精英媒體的過濾同公眾直接溝通一樣,郭文貴也在利用推特,臉書和youtube等社交媒體,蓄積大量粉絲和追隨者,擴大自己的爆料影響。

在美國之音斷播事件後,他的推特粉絲從6-7萬迅速增加到了10萬多。周三(4月26日)他的推特賬號一度中斷了4個小時。雖然推特管理方沒有對媒體聞訊做出評論,但報道說可能是郭文貴在爆料時透露了中共高層及家人的個人信息,未經本人同意,公布此類信息在推特上屬於違規行為。

自媒體和社交媒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有利於避開傳統主流媒體控制和精英媒體的編輯過濾。新媒體因其大眾性,自發性和公開性,類似於過去的群眾"大字報"。過去的"大字報"通過不同群眾組織大量油印翻印,通過串聯活動迅速擴散傳播。

自媒體和"大字報"一樣常常具有很強的攻擊性,但由於缺乏統一管理,也容易造成子彈亂飛,傷及無辜的局面。郭文貴在推特上愛說"讓子彈飛一會",似乎對自媒體的攻擊力信心十足。他還誇口說,他所掌握的中共高層黑幕,足夠引發千萬人上街抗議。

"大字報"

50年代中國曾經搞過的"大鳴大放"和"大字報"的輿論表達形式在文革時候發展成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自由。如今新媒體爆料吸引的吃瓜群眾的執著程度不亞於過去參加"大字報"批判的群眾的"革命熱情"。

過去"大字報"的批判對象中相當一部分是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當然這種輿論自由也成了當時的政治鬥爭工具。對於這段歷史,一種說法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大字報整肅走向腐敗僵化的龐大中共官僚機器,另外一種說法是大字報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不過是毛澤東打擊異己,專權的手段。

"四大"的言論自由曾經被寫入1975年和1978年憲法。"大字報"在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和兩年後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四大"自由在1980年被中共取締,但"大字報"仍然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文革紅衛兵喜歡的口號和毛主席語錄成了1989年許多學生示威者使用的口號。

過去毛澤東下面的紅色官僚體系及其領導人成為"大字報"的主要揭批對象,現在當初那些紅色官僚的下一代(「紅二代」)和新官僚成為目前神秘富豪通過新媒體爆料的主要對象。郭文貴爆料開始涉及除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以外的中共最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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