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六四」並未離我們遠去

資料圖片:1989年6月2日,大批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要求中國民主化 圖片版權 AFP

28年,就人類個體生命而言已經是一代人的間隔。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所面對的學生絶大多數出生於「六四」以後,而他們中的不少人對「六四」說不出個子丑寅卯。這當然是黨國封殺歷史記憶的極大成功。

記得「六四」天安門屠城剛發生後的那些年,李鵬作為國務院總理每年都會遭遇「兩會」結束時答記者問的尷尬。有外國記者問:「一個中國人,可不可以既愛國,又批評共產黨?」 而李只能用「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所以一個中國人愛中國就應該愛中國共產黨」之類荒唐邏輯做出應答。欣賞此類「現場直播」,是那個壓抑年代正直中國人難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這樣的情景也再見不到了。「兩會」上不會再有外國記者問如此不識時務的問題。他們不但怕因此被中國政府吊銷簽證,大概也覺得此類問題早已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大國地位」、「大國責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對本國政府保持凌厲攻勢的西方大媒體,也都學會了面對北京時的乖巧。時代似乎真的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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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各國領導人早前到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更有論者鼓吹,恰恰是當年對「六四」的鎮壓,不但保證了黨國20年的穩定,而且促成中國經濟的騰飛,所謂「沒有穩定,任何事都無從談起」,正此謂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冉冉上升的中興大國,如今的黨國正熱衷於營造「萬邦來儀」的大場面,充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甚至守護者,挑戰美國所代表的舊秩序、舊權威。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中國模式」的「有效」或「正確」,據說,中國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國的選舉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選舉反倒是「騙人的把戲」)。

按照這個「邏輯」,當年的「六四」不過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場鬧劇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國最好大學講台的那批「學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這個調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經無足道哉,可以被歷史遺忘了麼?黨國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這一點。

六四後造就權貴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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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一年,每到「六四」週年紀念,北京就會如臨大敵,「敏感」依舊,恰恰證明他們完全沒有忘記這件事。一般來說,只有做賊心虛者,才會有自己造下的罪孽總是如影隨形的感覺。如果真的「四個自信」,何必整出如此龐大的網軍,一定要把哪怕剛剛露頭的不和諧音迅速消滅於無形,包括對「六四」的紀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後28年的歷史,特別是黨國政權自身的演變史、衰敗史,以及與此伴隨、甚或必然發生的中華民族作為精神軀體的墮落史,在在證明著當年學生和市民訴求的正確。試想,若當時的共產黨執政者順應民意,啟動更加大膽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正是因為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一黨之私,頑固拒絶變革,才導致歷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門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後中國政治轉型的道路。

事實上,「六四」後的中共統治者在一黨獨裁的路上越走越遠,它帶來了兩個重大後果:一是被壟斷的政治權力與某種偽市場經濟相結合,造就了頗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它所暴露的,已經遠非一般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文明缺陷,而充斥著現代版中國專制主義的所有無恥與野蠻。你不願意在這種無恥面前忍氣吞聲麼?你要為草民伸張那本已十分可憐的權利麼?那就讓你嘗嘗「專政」的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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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維權律師李和平(右)在2015年「709大抓捕」關押近兩年後,上月被釋放

前不久,我從網上看到因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三緩四、剛剛放回家中的維權律師李和平的照片,竟然一下認不得了:不足兩年的牢獄之災竟讓我記憶中的英俊小伙子變成了70歲的白髮老人,而他的實際年齡不過40多歲!李和平是過去20年中國民間湧現出來的無數有勇氣、有擔當的好公民中的一位,打壓、迫害這樣的公民,就是要傳達一個信息:與黨國作對絶沒有好下場。

如此,我們又可以理解「六四」後黨國獨裁加劇導致的第二個後果,那就是邪氣上升,正氣下降,剛直不阿者死,唯唯諾諾者生,溜須拍馬者騰達,從商場到官場,人間正氣再難尋覓。如今甚至文革死灰複燃,「核心」崇拜甚囂塵上,完全忘記了十年浩劫殷鑒不遠,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更深一層的精神劫難?!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所以,「六四」精神不死。「六四」提出的任務遠未完成。「六四」代表的方向仍是當今中國必須追求、必須為之奮鬥的方向!

當然,應該承認,歷史演變充滿了變數,正義的落實並非一條單行道,而往往充滿了艱辛。回顧歷史,我甚至常常慨嘆我的祖國「時運」不濟。百年前的晚清固然已經千瘡百孔,但若不是攤上慈禧這樣的完全不曉得天下大勢、只知道嗜權如命的統治者,當時的中國未必就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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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特朗普上場後,專注美國國內事務,令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相對下降

而當下呢?中國經濟確實獲得長足的發展,中國社會內部的緊張也早已提出變革和自由民主轉型的要求,但當今中國的統治集團又是一個遠較100年前的滿清統治者聰明的集團,他們之間的「勢」和「運」似乎也有天壤之別。就經濟記錄而言,過去30年的中國是近代15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經濟增長的原因雖然並非如某些御用學者所說那樣乃黨國體制所賜,但這個增長本身的確給黨國增加了合法性,也增加了力量。國際方面,歐洲的衰落、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相對下降、俄國民主化的倒退和普京主義的崛起、再加上成熟民主國家內部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似乎都在給中共黨國加分,同時也在給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減分。這是一個事實。對此,中國的民主人士必須正視。

而這將意味著,「從頭收拾舊山河」對中國民主轉型的追求者來說將是一個更加艱巨、需要待以時日、努力耕耘方能實現的工程。我們需要創造新的「勢」,有利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勢」,而這個「勢」不僅和中國相關,而且和整個世界相關,和世界的和平與未來、和全人類的福祉相關。我們必須證明,只有一個民主中國,它的崛起才對文明人類有益,而一個專制中國的崛起,只會給世界帶來禍害。

「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是要推動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就此而言,「六四」至今仍與我們同行。

注:上述文章不代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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