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三大因素鑄就劉曉波悲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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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發起者和起草者。

劉曉波罹患極為凶險的肝癌一經媒體披露,立即引發海外一股震驚、同情、悲憤、示威的聲浪。西方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歐洲議會和美國也罕見的一致表達關切。但不管如何,劉曉波的悲劇人生即將以這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劉曉波"不合歷史時宜"的一生

劉曉波一生有三個關鍵點。一是1989年學潮即將進入尾聲時,他卻"不合時宜"從國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當然這並未能對學潮產生多大影響,但由於他和執行戒嚴的軍隊談判,避免了天安門廣場的流血,也使得清場和平進行。我們雖然無法說假如沒有劉曉波是否就一定會有其他結果,但歷史事實是在他的參與下,中國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會意識到劉曉波獨特的貢獻。

1989年劉曉波的表現有兩個特點:"不合時宜"與(溫和)理性談判。這一直體現在隨後的兩大關鍵點。

二是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經濟危機達到頂峰,全球經濟體系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國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國視為抵禦危機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這個西方價值觀正當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衝擊和質疑、"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成為流行語時,劉曉波反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榜樣發起零八憲章。這確實匪夷所思。這好比當蘇聯解體時,有人卻號召要向蘇聯學習一樣。所以不出意外的,這場運動根本沒有起到推動者想達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經濟危機本身就是對零八憲章的某種否定,有求於中國的西方也無法再實質性的支持劉曉波。不過假如他早一年這樣做,結果將會有很大不同。"不合時宜"的特點再度體現。儘管一年後劉曉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發表了《我沒有敵人》的演說。其溫和理性的特質也同樣顯現。

當然劉曉波也並非一無所獲,判刑後,他被授與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西方授與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哪麼2008年經濟危機後,又授與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總之給人的感覺中國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後諾貝爾和平獎就要給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說這個獎沒有政治性,一切只不過是巧合,恐怕難以服眾。

值的一提的是,當劉曉波獲得提名時,他的對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運)極其罕見的聯手反對。一些異議人士更是向諾貝爾委員會聯名上書進行阻撓。劉曉波能讓他的對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對他,顯示他選擇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和孤獨,這恐怕也算是一種不合時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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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西方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歐洲議會和美國也罕見的一致表達關切

三是他的人生最終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哪時的英國還沒有退歐,美國也還沒有選出特朗普,歐盟依然還能團結。整個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願有能力共同向中國施加壓力。但現在退歐後的英國自顧不暇,在歐盟堅決不讓步的情況下,只能尋求中國的幫助。歐盟則由於英國的退出而實力大損,並不得不全面防範可能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還得和中國聯手應對來自美國在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上的挑戰。至於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則對人權毫無興趣,而且由於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行為已經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時劉曉波患病,西方的表態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英國甚至連形式都沒有。

可以說,這場病來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時宜"。不過即使面臨生命的最後關頭,劉曉波仍然表現出一如繼往的溫和。

顯然,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有其人個因素。在歷史的最關鍵時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觀上的選擇還是客觀上的突然發病。

中國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民運人士交談過,他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海外民運從盛到衰的轉折點。這一見解確實非常深刻。中國由此開始的長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運失去了歷史著力點,失去了介入中國歷史的能力,沒有了舞台,他們自然也開始被邊緣化。同時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對中國一而再的全方面讓步,這自然也包括人權話題。甚至人權淪為西方拿來和中國做交易謀求自己利益的籌碼。

我曾也說過,不管中國崛起是歷史逆流還是順流,但畢竟是一個流,任何個人在這個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選擇對抗,其結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這個長期持續的歷史潮流中,一代代民運凋零,歷史舞台對他們就此關上大門。劉曉波的悲劇也是一樣。在中國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訴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蒼白,難以贏得中國主流社會的共鳴,他(們)也沒有機會來實踐其理想,成為不被理解的歷史過客。可以說,哪種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至少在可見的未來,他們時代已經消失了。哪怕這個時期只是30年,40年,但對於短暫的人生來說,悲劇已是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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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獄中的劉曉波未能出席頒獎典禮,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獎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西方的失靈與衰敗

應該說導致劉曉波悲劇的最大原因還是西方。劉曉波是西方普世價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戰後的表現卻一而再的對他進行釜底抽薪般的打擊。兩場反恐戰爭令美國由盛轉衰,2008年經濟危機令西方的合法性、正當性遭受嚴重削弱。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選擇的介入下變成一場又一場災難,直到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民粹主義在歐美全面崛起。同時由於種族結構問題,西方也正面臨文明的終結。

可以說劉曉波所信奉的東西正在崩塌。這對他的打擊之嚴重可想而知。雖然他的病有家族遺傳史,他本人也長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著堅實的基礎,對未來充滿信心的話,是不會惡化的這麼快的。對於劉曉波這樣的人,個人、家庭利益的損益對他的影響並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擊才更為重要。

對於一個歷史人物來說,肉體之死並不是終結,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劉曉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現在則恰恰相反。

可以說,今天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既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中國以自己獨創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是西方陷入困境難已自拔給了他以最致命的打擊。中國的崛起只不過消除了他當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則令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正如歷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劇不會僅僅是個人的,它往往是時代悲劇的寫照。

本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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