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鴻:重訪前蘇聯異見者的奇特感受

Semyon Gluzman in 1989

冷戰如火如荼,還在讀書的記者前往基輔看望剛從西伯利亞流放回來的前蘇聯著名異見者。近日重逢,談起意識形態,怎麼很囧?

故事開始於我在倫敦政經學院讀書期間。我告訴導師,我和同學正在計劃乘火車前往蘇聯及周邊地區旅行。

導師說,"也許你可以去基輔看望一個人。"(烏克蘭當時是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

導師是堅定的反蘇共派,曾幫助異見人士,特別是那些被錯誤地判為精神病的人。當時,烏克蘭一位精神科醫生塞米恩·格拉斯曼(Semyon Gluzman)曾經撰文揭露這種做法。

導師希望我去看望的就是格拉斯曼。他告訴我說,"格拉斯滿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剛放回來。你去看看,轉告他,人們並沒有忘記他。"

導師遞給我厚厚一摞文件,詳細記述了支持格拉斯曼的各項活動。他說,"不要把這些帶到鐵幕後,最好記下來。"

從倫敦坐火車出發,一路上我就在看這些材料。到了維也納,轉車需要等候30分鐘,我利用這個機會把材料扔到站台上一個垃圾桶裏。我出去閒逛了一會兒,回來凖備上車,一看垃圾桶,材料不見了!

圖片版權 AFP

我心裏有些不安,但只能繼續趕路。到了基輔一看,所有的公寓樓長的都一模一樣!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問路,每一次都擔心對方是不是會叫警察。不過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格拉斯曼。

他看上去很慘,絶食,餓到雙頰癟陷,髮型?還是被監禁期間剔的光頭。我們轉達了導師問候和鼓勵的口信兒,然後就離開了。

後來這些年,我也曾偶爾想起,後來格拉斯曼到底怎麼樣了呢?現在我知道了。

不久前我在基輔做節目,錄完音後,嘉賓中有一人—國會議員—問我來沒來過烏克蘭。我回答說,35年前來過。她問我,什麼事兒?我說,那時我是學生,來看一位異見人士。

她說,"哦,懂了。對方叫什麼名字?"

我回答,"塞米恩·格拉斯曼。"

她驚呼到,"啊!那人真棒!"

"你認識他?""當然,他很著名!"她一邊說話、一邊滑手機查看通迅錄。

再後來,你猜到了。我給格拉斯曼打通電話,"你不認識我,但是我們35年前見過面,我剛剛拿到你的電話,我現在在基輔。"

他說,"你想見我。我也想見你。"

圖片版權 Alexander Chekmenev

轉天早晨,一位面頰胖了許多的格拉斯曼來到我酒店大廳。我們坐在窗旁,外面地面上結著冰,空中飄著雪花。他向我講述了他坐監獄、流放的那段時間,也講了1971年著名異見者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曾經來基輔看望他的經歷。"我們在火車站說話,身旁圍著10個克格勃的人,都在假裝看報紙!我那時挺害怕。"說著話,他笑了起來。

我問,"你還記得起我們在你家公寓見面嗎?"

他說,"不記得了。"好像是感覺到我的失望,他接著說,"見過的人太多了。其中90%可能是美國猶太教會派來的。他們以為我是refusenik。"refusenik這個詞特指申請前往以色列但被拒絶的蘇聯猶太人。

他接著說,"但那是誤解。我不是被拒絶的猶太人。一次從新奧爾良來了個人。我說,'是,我是猶太人,但是我坐的是政治犯監獄。我要留在烏克蘭。'過了大約15分鐘,對方才總算搞明白了我的立場。"

他說,"我其實可以離開。一次一位蘇聯官員告訴我,英國的查爾斯王子都曾提到你的案子,你成了我們的大難題。我對他說,'不對,你才是我的大難題'。官員說,'填好這些表,也許你能離開、去以色列吧'。我回答說,'不,該走的是你!'"

立場經常被外國訪客誤解令格拉斯曼很煩,最後他起草了一封信,告誡外面不要派人來看他了。

格拉斯曼接著說,"戈爾巴喬夫釋放政治犯時,西方有些活動人士懵了:放出來的異見者和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了曼德拉。一位荷蘭女子曾經給一名異見人士寫信,邀請他到自己家裏來。但是,這人來了沒幾小時,荷蘭女人就發現,他其實是法西斯!"

那麼,現在呢?

格拉斯曼回答說,"我可以批評總統而且不受懲罰。我心中有希望。坐牢期間我注意到,前蘇聯關押的犯人中大約30%是烏克蘭人。為什麼?我不知道。"

"許多是民族主義分子,對人權根本不感興趣。不過儘管如此,烏克蘭人並不都是奴隸。這點也該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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