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鴻:帶著寵物走世界 痛並快樂著

Andrew Harding with his dog, Lily

給阿貓阿狗辦"移民"真麻煩!不過我也體驗了不同地方的寵物文化,特別是搞懂了獸醫:俄國的要賄賂、泰國的很仁慈、新加坡的呢?

26年前,我啟程出發,去莫斯科試試做記者的手氣。我的家當包括一隻雙肩包、一本俄語詞匯、還有滿心的探險期望。我沒有想到的是……寵物!

去莫斯科還不到一年,一天,我聽到一陣陣抓撓公寓門的聲音,不引起我注意誓不罷休的意思。我打開房門,發現一隻瘦瘦的紅棕色流浪小貓。

格蕾絲從黑漆漆、臭烘烘的樓梯間走進我家,四下一打量,決定(那種俄國人對待陌生人經常採用的態度:面無表情、不為所動)這兒還湊合。

哦,再補充一句,格蕾絲還懷著孕。

從那以後,格蕾絲只離開過我們的公寓一次:在結冰的窗台上失足、跌下三層樓。

我打電話給獸醫,獸醫居高臨下地宣佈,格蕾絲不會有問題,"在我們這兒,貓只有從5到10樓摔下去才有可能致命,再高或者再低都絶對沒問題。"

再說了,正好是冬天,地下堆著厚厚的雪。

將近10年之後,依舊淡定看生活的格蕾絲和她的一個兒子與我們一起從莫斯科飛往內羅畢。

對她來說,肯尼亞意味著好天氣,友善的陌生人帶來的陌生的歡樂,鳥兒很大、大到能抓起缺乏經驗的貓,還有,帶花園的洋房。

對我們來說呢,突然,養狗成了可能,或許還是必須?

和在內羅畢的大多數鄰居一樣,我們也有一個執夜班的人看家護院。通常,他會舉著一根大棍子在院裏轉悠,直到我們都入睡。然後他會靠在拼起來的兩張椅子上打盹兒,直到天亮。也許,養條狗應該會有幫助?

在東非大裂谷邊兒上的鄉下小鎮克倫(Karen),我們找到了莉莉。她剛出生不久,父母是塔姆和戈登將軍,都是拉布拉多獵犬。

和莉莉同時出生的兄弟姐妹也都去了內羅畢外交官家。花園派對上有的是美味三明治,不久,這些狗狗就長成了大胖子。

莉莉很快就讓我們明白了:看家護院不是她的強項。她喜歡吃新鮮東西、喜歡和我們的小孩子玩兒。不足為奇,她非常、非常害怕格蕾絲,但是,她也非常、非常怕黑暗,非常、非常怕生人,非常、非常怕野生動物。

其實這也沒什麼關係。在非洲大部分地區,一般來說,人並不用"出身"或者"秉性"等因素看待狗,狗就是狗,是人需要小心的動物,是警察和保安放出來咬人的動物。

所以我心想,金髮、熱情的莉莉或許無意間也曾嚇跑了內羅畢的小偷呢。

Image caption 格蕾絲和她的兒子在莫斯科

不管怎麼說,四年後,我們搬去新加坡,狹小、安全、炎熱的新加坡。莉莉住進狗舍、渡過三個月的隔離期。狗舍整潔乾淨、甚至還有空調!

在這裏,我們也有花園。不過這裏的花園經常有大蛇,還有更大的巨蜥,嘴相當大、相當醜。莉莉從此足不出戶,格蕾絲也是。

經年累月,我真正搞懂了寵物"移民"的過程:繁瑣複雜、障礙重重、代價昂貴。

在前蘇聯時,寵物搬家出國相對更容易。比如說,不管什麼證書,獸醫通常會同意作假、或者在日期上做手腳。賄賂不僅是可選之路、而且還是必須的組成部分。

離開新加坡後,我們去泰國、然後短期在法國、現在在南非。這些地方,更加難以預測。

9年前在曼谷,我抱著格蕾絲在獸醫辦公室,請求他們給她最終的解脫。格蕾絲已經18歲了,可能只能再活幾天,而且很明顯,她在忍受很大的痛苦。獸醫點點頭,滿面同情的笑了笑,然後解釋說,泰國文化沒有這樣做的。我把格蕾絲抱回家,她死了。

一星期後,在佛教寺廟給格蕾絲辦了正式的"追悼會",專門為寵物辦的那種。我心想,淡定的格蕾絲對此可能根本不以為然。

寵物搬家出國,要有各種各樣的文件和手續,此外,我還發現了一些重要、不變的"移民"規則。

出行前要求越嚴格、越全面—這涉及護照、預防針、埋植芯片、專用箱櫃、過境費等等等等,到達目的地機場時迎候的海關官員笑容就越燦爛:他們幾乎看都不看、把你那一堆辛辛苦苦辦來的證件、文件遞回來,蹲下身,溫柔地撫摸"新移民",臉上的笑容,啊!

上星期在約翰內斯堡,我帶莉莉去看獸醫,莉莉,那條獵犬。她現在16歲了,腿腳有些不穩當,而且耳聾了。這倒也是福分,夏天這裏經常下雷陣雨,雷聲再也不會讓她驚到瘋狂。

和泰國同行不一樣,南非獸醫好像總是在試圖推銷給寵物"終極解脫"的服務,就好像他們要完成什麼指標一樣。但是,莉莉需要的只不過是修剪指甲。

我寫這篇文章時,莉莉就陪在身邊。好像知道我在說她,她豎起長長的耳朵、很好奇的樣子。年邁優雅、見多識廣的肯尼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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