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抗菌史:19世纪医生呼吁洗手被逐出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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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塞麦尔维斯曾断定,在医院处理不同病人时必须洗手,而当时人类对细菌尚无认识。

曾经有一段时间,将病人送去医院绝不是一件好事。

19世纪的医院,是各种感染的温床,那些生病甚至垂死的人也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设施。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在家里就医更安全:当时在医院里的死亡率比在民居环境下高三至五倍。

死亡之屋

当时的医院总是弥漫着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散发的恶臭。那种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工作人员在医院里走动时,有时候要用手帕捂住鼻子。

当时的医生绝少会洗手或者清洁医疗用具,而手术室就和那些不讲卫生的外科医生一样肮脏不堪。

因此,那时候的医院也被人称作“死亡之屋”(Death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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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美国画家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在1875年的画作《肮脏的诊所》;之后不久,外科手术室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在那样一个对细菌仍然一无所知的世界里,有一个人曾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阻止感染的蔓延。

他是一个叫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匈牙利医生。

在19年纪40年代,塞麦尔维斯曾试图在维也纳的产房内实行洗手的制度,以此来降低死亡率。

现在听来这个提议当然值得采纳,但是当时他却失败了,而且还因此而被同僚排挤。

不过到后来,他被看作是“母亲们的救星”。

对细菌一无所知的世界

塞麦尔维斯当时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那时候,就像其他所有医院一样,里面的房间时常放满死尸。

在19世纪下半叶细菌理论正式得到世人认可之后,很多医生都没有想过,医院里恶劣的卫生条件可能是造成感染蔓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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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像伦敦圣乔治医院这样的地方,在过去曾被称作“死亡之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我们不知道细菌存在的世界,”纽约大学的医学史专家巴伦·H·勒内尔(Barron H. Lerner)告诉BBC说。

“在19世纪中期,人们认为疾病是通过有毒的雾气传播的,一种叫‘瘴气’的有害微粒被锁在里面。”

一个无法忽视的差异

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之一就是产妇,特别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阴道撕裂的母亲——裂开的伤口正是细菌最理想的栖息处,而医生当时就是细菌的载体。

塞麦尔维斯首先注意到的,是维也纳总医院里两个产房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别。

一个是由男性的医科学生管理;另一个则是由一些中年女性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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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伊肯斯的另一幅画作《阿格纽教授的临床教学》。

由医学院学生监督的那一个,在1847年里每1000次接生当中造成死亡的个案是98.4个;另一个由中年妇女操作的产房,1000个接生个案中只有36.2宗死亡。

这种差异,一开始曾被归因于男性医科学生在处理病人时“比中年妇女更粗糙”。

同僚之死

人们相信,这种粗糙令母亲们更容易出现类似产褥热等一类的病——那是一种生产之后的子宫感染,当时几乎是所有医院产妇死亡的元凶。

不过,塞麦尔维斯却不相信官方的解释。

就在那一年,他的一个同事在进行尸检时割伤手,给了这名匈牙利医生一个他所需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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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当时,真正的死因尚未被看到:化脓性链球菌。

在那个年代,解剖尸体有致命的受伤危险。

解剖刀造成的任何皮肤伤口,不论多小,是长期存在的危险,哪怕是对有经验的解剖学家来说也是一样。

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叔叔在1778年就是因为在解剖儿童尸体时受伤致死。

在维也纳,塞麦尔维斯看着自己的同事死去,发现他的症状与那些患上产褥热的女性很相似。

有没有可能,是解剖室里那些医生将“有害微粒”带到了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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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雅克- 皮埃尔·梅吉尔(Jacques-Pierre Maygrier)在1840年的一幅画中展示当时的医生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实际上医生的手并没有画里那么清洁。

塞麦尔维斯观察到,很多医学院学生会从解剖间直接走去为孕妇接生。

由于在当时,没有人会在解剖时戴上手套或者使用任何保护措施,医学院学生在课后走进产房时,衣服上沾有少量肉或者人体组织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失控的医疗感染

而中年妇女们却不会去上解剖课。

这是否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塞麦尔维斯。

在人们对细菌了解更多之前,要解决医院环境不洁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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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辛普森曾认为,医院应该定期拆毁重建。

第一个证明三氯甲烷(俗称氯仿)对人体有麻醉作用的妇产科医生詹姆斯·Y·辛普森(James Y. Simpson,1811-1870)指出,如果交叉感染不能得到控制的话,医院就应该定期拆毁重建。

19世纪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1853年《外科手术的科学与艺术》一书的作者约翰·埃里克·艾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对此很认同:“一旦医院的脓血症感染不可修复,用任何已知的清洁手段都不可能解决,就像要将已经占据整堵墙的蚂蚁清除,或者将一块腐坏乳酪上的蛆清除一样。”

然而,塞麦尔维斯却不认为必须通过如此激烈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

在断定产褥热的病因是尸体上的“感染性物质”之后,他就在医院里增设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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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塞麦尔维斯曾提出,医生在手术前必须使用氯仿溶液洗手。

从解剖室出来的医生,必须用这种杀菌溶液洗手,才能再去照顾病人。

到1848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个。

生命的代价

可是,塞麦尔维斯却未能令他的同僚信服,产褥热的多发与接触尸体造成的交叉感染有关。

那些愿意测试这种方法的人常常做得不正确,从而得出不尽人意的结果。

“你要知道,虽然他没有直接说,但他相当于是说医学院学生在造成这些女性的死亡,而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勒内尔解释说。

事实上,使用杀菌剂洗手直到1880年代才成为产房的惯例。

他关于这个话题而写的书收到一些负评之后,塞麦尔维斯猛烈抨击了他的批评者,甚至将那些不洗手的医生标签为“杀手”。

后来他在维也纳总医院没有得到续约,塞麦尔维斯回到了祖国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所小医院里,他以无薪的形式担任产房的名誉医生。

在那里和他后来任教的布达佩斯大学,之前都是产褥热肆虐,直到他的到来,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对于他这个理论的批评仍然猛烈,塞麦尔维斯对于同僚不愿意采纳这种做法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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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死后,塞麦尔维斯的贡献才得到了承认。

到1861年,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四年后,塞麦尔维斯被关进了疯人院。

一名同僚以带他去一家新的医院为托辞,将他带去维也纳的疯人塔。

当塞麦尔维斯发现真相后试图逃跑,卫兵对他施以毒打,用缚住袖子的紧身衣套在他身上,将他关进小黑屋。

两星期后,塞麦尔维斯死于右手的严重感染,终年47岁。

在后来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外科消毒法创始人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和细菌学始祖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医学先锋所做的贡献中,都没有塞麦尔维斯的参与。

不过,塞麦尔维斯的贡献后来得到了承认:时至今日,洗手仍然被认为是医院避免感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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