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百名系列:计划生育政策赋权城市独生女现象观察

巾帼百名

“我老家在广东,当地重男轻女的风气比较严重,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就有亲戚说,怎么让女儿出去” — 雷颖, 英国海归,创业公司老板

“在条件没这么好的家庭,估计会供学习更好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供男孩,女孩还是处在劣势” — 刘伟,中国某企业销售经理

“城市独生女被赋权现象很普遍,不光是教育投资,还有买房等问题,如果家庭只供得起一个子女买房,通常会给男孩买房” — 沈洋 博士毕业,即将回中国一所大学任教

中国前不久宣布将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所有夫妇都可以自由生育第二个孩子,引发海内外多方关注,并掀起一场全民大讨论。

实行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制度多年来被很多人所诟病,它对生命的漠视及其带来的重重社会隐患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尽管如此,有一些学者发现,有一个特定人群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获益者,即城市独生女。

美国学者Vanessa Fong早在2002年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一胎政策与城市独生女的赋权》(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的学术论文,通过对近两千名中国城市独生女及其家庭的采访和研究后发现,由于家中没有男孩,这些女孩比母亲辈和祖母辈的中国女性拥有前所未有的投资,从而被“赋权”。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中国家庭/社会/性别的学者刘捷玉副教授在其学术专著《中国城市中的工作与社会性别制度》(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中对城市独生女的成长经历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她当时采访了南京的50多个家庭,包括工人、干部等各个阶层。

刘捷玉在接受BBC英伦网专访时表示:“因为是唯一被允许生的孩子,所以父母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女孩的教育和发展上;在我采访的人中,有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教育换了工作,从厨师换为洗碗工,还有的母亲把原本很好的房子换成一间重点小学附近的学区房;从这些独生女的成长经历中可以看出,这种投资前所未有”。

“1984年之后中国农村地区已经改成二孩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研究发现,在资源固定的情况下,如果家里有男孩,对女孩的投入会减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独生女的教育和发展是受益于独生子女政策的。”

Image caption 英国海归雷颖创办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咨询公司

重男轻女

那么,城市独生女本身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BBC英伦网采访了几位不同领域的独生女。

雷颖生于197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来到英国学习,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回到中国发展,成为文化传播咨询公司云端睿聚的创始人。

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由于有公职,因此从未考虑再生一个。“父母对我没有特别宠爱,有时还蛮严厉的。

雷颖告诉记者:“由于广东比较传统,老家的重男轻女的风气比较严重,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就有亲戚说,怎么让女儿出去;我爸爸就说,她自己有这个意愿,家里也有能力支持,还挺愿意让她出去”。

由于父母比较开明,雷颖在成长过程中基本没有遭遇重男轻女的待遇。“因为我的祖父母主要靠我父母供养,所以对我和我堂弟的待遇没有太大区别,而我表弟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后代,我外公临终时曾嘱咐我妈妈好好照顾他们一家。”

生于1983年的刘伟学生时代一直在家乡大连读书,目前在当地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担任销售经理。由于父母是石油行业国企职员,不能生二胎,也没有表达过想要儿子的想法。她的父母各有5个兄弟姐妹,爷爷那边有3个男孩4个女孩,外公那边有3个男孩两个女孩。

刘伟对祖父母重男轻女感受颇深:“我感觉他们给我的待遇就是不如孙子们,体现在压岁钱、平时的亲切度等等;我爸爸更喜欢男孩,妈妈喜欢女孩,希望女儿陪她 逛街之类,但我性格不一样,从小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玩;如果政策允许,他们会愿意生二胎,因为他们兄弟姐妹那么多,只要允许,肯定很愿意多生”。

上海女孩沈洋是一位85后,父母都来自大家族,所以她有堂哥堂妹,也有表弟表妹。可能由于她的堂表兄弟是大家族中学历最低的,所以“祖父母辈的人对我们都一视同仁,我从小到大没有感到女生不如男生”。

“我奶奶多年前曾说,我出生的时候妈妈曾经有不开心,但妈妈不承认,也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更想要儿子;我和父母讨论过这个话题,我妈一直在事业单位,我出生之后她曾经被迫堕胎,所以如果政策允许肯定会再生。”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刘捷玉采访50多个中国独生女家庭后发现,祖父母辈可能重男轻女比较严重。“我采访的家庭中,很多母亲由于 生的是女孩而受到歧视;有一个女孩,祖父母连起名字都无所谓,在医院看到‘静’字,就决定叫这个;还有一位母亲,婆婆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完全没有照顾; 这些属于一种情感上的虐待。”

独生女优势

一直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刘伟感到:“如果我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家里资源分配可能不会有多大改变—父母工作环境蛮好,薪水较高,福利也不错;但如果家庭条件没这么好,估计会供学习更好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供男孩,女孩还是处在劣势”。

本科毕业后来英国深造的雷颖从小性格独立,出国申请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她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学校提供减免部分学费的奖学金,也有教书的工资,不足的部分还是需要家里的支持。

那么,如果雷颖有哥哥或弟弟,还会得到这种程度的支持吗?她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家庭条件有限的话,机会可能会少一些,但如果条件允许,应该是都可以。 “我的性格独立自主,父亲传统一些,父母说过想要一个儿子,表达过这样的遗憾,但因为有公职不能这样做,但我感觉这种遗憾不那么深刻。”

沈洋在中国读到硕士毕业,然后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农民工课题,刚刚毕业,即将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虽然在英国读博士有全额奖学金,但硕士期间就来英国另一家高校交换过半年的她考虑过如果自己有哥哥或弟弟,会不会得到同等程度资源的问题。“我能明白很多普通家庭只能支持一个孩子出国读本科或硕士,如果家里不是独生子女,很可能更倾向于支持男孩。”

沈洋认为城市独生女被“赋权”现象很普遍,不光是教育投资,还有买房问题:“如果只供得起一个子女买房,多半会给男孩买房;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第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名下有房产的未婚女性在中国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而我周围的上海独生女朋友中,很多未婚和已婚女性朋友名下都有房产”。

“我18岁就和另一位独生女好朋友一起背包去福建旅行,父母让我一天发一条短信报平安;大学时一个人去了东南亚,来英国前就游历过十余国,如果我们不是独生女,父母要为哥哥或弟弟存钱买房或还房贷,可能就不会支持我出国旅游了。”

她觉得一方面是钱的问题,还有对待教育的态度问题。“读博士的事情,父母肯定也会权衡支持我是不是正确的,但现在很欣慰,也为我自豪。”

Image caption 刘伟的儿子今年5岁,由于负担过重不想要二胎。

职场性别歧视

城市独生女刘伟毕业于大连理工机械专业,当时她的班上有28个男生,只有4个女生。她毕业找工作时发现工科类岗位绝大部分直接写明只招男生。“我后来发现在职场,除了文职类岗位,其它岗位都更愿意招男性,因为涉及到结婚生育,女性的稳定性比较差。”

求职遇阻的刘伟只能尝试着多申请几家企业。她目前供职的企业是海归创办的,没有相关歧视心理,所以面试时没有被问到“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要孩子”这类问题。而她的大学女同学基本都读了研究生,随后进了国企或研究所,转做工科中偏文职的岗位,比如做认证等等。

刘伟感到,在中国职场,女性或多或少都会有被歧视的经历,出差多的岗位基本都是男性来做。“我在事业稳定之后才结婚,在孕期和哺乳期都是工作空窗期—休了半年多产假,回来后发现之前的岗位没有了,被别人顶替了,必须等新岗位出来。”

“我等了半年左右才有新岗位,这期间就做普通文职工作,但工资不变,就是工作轻松了,而别的企业的很多人会因为生孩子而彻底失去工作。”

雷颖在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又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选择回国,主要因为父母,但也是本人意愿,觉得应该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我的生活方式可能更接近西方,但父母让我在外这么多年,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回馈;如果有兄弟姐妹,我很可能不会选择回国。”

她回中国工作之后,在职场上才意识到性别歧视。“尤其我主持过高盛的全球女性领导力项目,做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大多数女性都遭遇过性别歧视,尤其农村和城市非常的不同。

雷颖解释:“我深刻的感受是,自己很幸运,但整体情况确实不令人乐观;中国外部条件确实不利于女性发展,但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女性一定比男性难发展; 我一开始就不觉得自己弱或者受到歧视,因为如果有这种观念,可能更会往那个方向走,甚至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会自动自觉地往这方面归类”。

那么,城市独生女是不是更适合在职场打拼?雷颖认为,虽然传统上男女不平等,但一直中国强调女性要撑起半边天,城市女性就业率还是在全球偏高的。

“如果我有家庭有孩子,如果我有公职可能会有影响,但现在选择自己创业,也是希望工作有弹性,能够灵活分配生活;但这是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刘捷玉通过研究发现,城市独生女的存在可能对社会有影响,因为这些女孩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她们可能更倾向于把生活重点放在事业上。

“我采访的都是20-25岁的女孩,当时她们都是豪情壮志想做事业;我的疑问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婚姻、‘剩女’这种词都有的社会,等她们30岁以后会 发生什么情况;家庭、社会逼婚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些女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30岁以后又面临一个困境;她们本身可能很想要发展事业,但是社会还是认为 婚姻和家庭才是女人最终的归宿;而且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很多性别歧视。”

Image caption 沈洋曾在上海一家餐馆打工7个多月了解农民工生态

剩女Vs.女权

近年来“剩女”这个词在中国社会的关注度不小,很多人认为到了30岁甚至27、28岁还不结婚的女性是被剩下的。城市独生女中也有一部分人落入这个范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沈洋觉得,剩女是被社会建构出来、被国家推动的一个概念。因为中国性别比例失调,有三千万剩男,国家会推动万人相亲大会之类的活动,让女性和父母产生焦虑。

“其实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会反思,实际行动上就是不结婚或者对伴侣要求很高;“城市独生女更容易成为单身大龄女青年,但很多人是主动选择这样,所以和剩女的概念并不相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刘捷玉则认为“剩女”是一个对女性及其侮辱的词语。“城市独生女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婚姻问题上会更有自己的决定,想找合适的,而并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更独立更自我;但来自父母、亲戚、社会的压力还是很大。”

那么,城市独生女会不会更容易有女权主义倾向?刘捷玉认为这很难说:“这个词在中文中翻译为女权我觉得有失偏颇,给人要夺权的感觉,因为这个词不仅为女性争取权益,也为男性创造平等机会”。

她认为可以翻译为女性主义。但由于此前熟知“女权”这个词,使中国人对这个词有误解,而很多中国独生女并不向这个词靠拢。

Image caption 刘捷玉老师鼓励城市独生女多读书

完善自我

上海独生女沈洋通过观察发现,朋友中很多人不会意识到作为城市独生女给自己带来的益处,也不会聊这一点。“有些人会意识到与农村女性比起来自己是很幸运的,但大家在微信群或者聚会时关注的话题多与消费相关,不会是这种严肃话题。”

做农民工研究使她更加确定自己这一代独生女是非常幸运的,尤其看了Vanessa Fong的文章之后。“但这也衍生问题,比如养老,而且不管独生与否都会面临父母逼婚的压力、留学后回国的压力等等。”

沈洋觉得城市独生女普遍更独立,但其实很多人仍然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按部就班地生活。“上海女生中很多人会感到女的应该怎么样,不要太拼,应该让男的赚钱,持这种想法的独生女也有很多。”

“我觉得在生育之前男女之间区别不大,看到有研究说一旦有了孩子,女方做家务就会更多,在英国也是这样;但独生女的优势还是很多,城市中产阶级的独生女受到的束缚会比较少,因为是女的,不能做这做那;我认为如果自己不给自己束缚,其实能发挥的潜力还是挺大的。”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刘捷玉认为,城市独生女和非独生女(很多来自农村)相比,牺牲精神较少。在非独生女家庭,因为从小到大家里的中心一直在男孩身上,她们好像从小就有一种潜意识,长大以后也要尽量帮助哥哥或者弟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刘老师发现,城市独生女和独生男面临相似的压力,因为都是唯一的孩子。“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那父母养老的期望通常会放在男孩身上;而城市里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不论是男是女都有一样的养老期望。”

那么,城市独生女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从而完善自我?沈洋表示:“想到100多年前中国女性还是不能读大学的,如今我们掌握的资源和机会都很多,我们要好好把握;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尽量能够去协调,和父母好好沟通,努力去做到”。

刘捷玉则建议城市独生女多读书,30岁以后还是要好好扩展事业,不要觉得只有家庭是自己的归宿。“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想法使然,人只要想开了,就能做到,有 的人如果想不到,就做不到,总是想着婚姻就是女人的归宿,就会约束自身职业发展;如果能够多读书、扩展自己的思维,有思想上的变化的话还是可以取得突破 的”,她强调。

(责编: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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