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写:《经济学人》中国事务主编麦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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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麦杰思,2013年摄于长城。

麦杰思(James Miles)可能是驻华时间最长的西方记者,其在中国的报道生涯长达近二十一年。2014年他告别记者生涯,升任《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中国事务主编,调回伦敦总部,负责中国事务版的管理及社论。

很难想象,在伦敦市中心繁华的皮卡迪里商业大街后面,竟然耸立着两幢14层高的大楼,名为经济学人广场(The Economist Plaza)。除了在伦敦金融区,很难在市中心看到高楼,或者说要在市中心建一座高楼,拿到建筑许可证几乎不太可能。《经济学人》伦敦总部就位于其中一幢大楼,据说曾经整栋楼都属于《经济学人》,现在压缩至了楼顶四层楼。

一出十三楼的电梯口,我就撞见了麦杰思。他带着我,经过一道又一道门,里面的编辑大都头发花白,很有些资历的样子,他与另一位同僚合用一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和杂志,感觉陈旧,桌椅都上了年纪,与现代无关。写下这段话时,我疑惑着是否自己在用中式眼光看问题?也许在英国人眼里这叫资深与阅历?那些桌椅是否都是古董?这家杂志社始于1843年,差不多两百年历史了。

总编不在,所以借用了她的办公室。大概十五平米的样子,桌椅也是同样的老式,不知道有多少任总编坐过?一面墙上贴满了各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大概是朝南,阳光晒进来,暖洋洋的。

麦杰思人瘦瘦高高,面容清俊,宾宾有礼。他说话时,总是斜靠在椅背上,眼睛侧仰望,似乎陷入沉思,但话语滔滔不绝。

2012年专设中国版块

从2012年起,《经济学人》把中国从亚洲版块移出,专设了中国版,每周约发表两篇稿件,有时亦有专栏或者社论。麦杰思说中国是第二个专门拿出来设版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那是在1942年,二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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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麦杰思,2002年摄于北京。

《经济学人》在北京现有两位专职记者,此外亦有独立撰稿人为之提供稿件。我问麦杰思为何在杂志上从来看不到记者的名字?(此次访问是由罗斯柴尔德爵士办公室出面,把我介绍给《经济学人》,然后该杂志向我推荐麦杰思)他说这是杂志建刊以来的传统。约两百年前,所有的英国纸媒都采用这种方式,即向读者推出整体形象,每篇文章都为整体服务,不设个人名字。只是时过境迁,《经济学人》是唯一还保留这种传统的的主流英国媒体。麦杰思在说此话时,完全没有怨言,似乎这就是正道。而且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与其他英国人最大的不同,正在于他的集体主义精神,他说杂志内容是集体行为,而且时刻把自己处于主编位置之下。他说杂志社一般周五和周一开编辑会,讨论每版社论的调子与定位。而中国事务报道的分寸和尺度,都由麦杰思负责。他谦虚地加道:“当然需要主编的最后拍版。”

想念中国的记者生涯

麦杰思七岁就对中国字产生了兴趣,于是母亲为他请来中文教师。随后他进入牛津大学,读的就是中国研究。当时中文很不盛行,如果研习语言,日文才吃香。他的首份记者工作是在《南华早报》,后来服务于BBC(英国广播公司),2001年入职《经济学人》,前前后后,麦杰思在中国的记者生涯长达近二十一年。他直言自己怀念过去在中国的时光。他说自己很幸运,在中国社会发生迅猛变化时,自己有幸目睹并将其用文字报道给读者。这是典型的记者心态:见证历史。他说在中国工作很舒服,因为自己能看中文报纸,能用中文采访,除了空气污染比较大,他没什么可抱怨的。

2014年他携全家回到伦敦,他自嘲全家人象是游客,出门要靠旅游指南,孩子们有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他们虽都在英国出生,但都在中国长大。相比他们就读的北京的国际学校,英国的课堂秩序在他们看来简直是chaos(乱糟糟),因为中国的学生似乎更有纪律,不会象英国学生那样挑战老师。食物亦不习惯,特别想念川菜,如果麦杰思有机会回中国,孩子们会要求他带中国的快食面和牛肉干。

没有西方记者能从中央委员会获得情报

麦杰思用encouraging(鼓舞人心的)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变化。他把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与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相提并论,认为在过去十至十五年间,中国有了national conversation(指网络将全体中国人连接,不论天南海北,即时沟通),并形成了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民间社会。我问麦杰思如何定义民间社会?他说意指政府以外的,松散结合的,以帮助社会(如残障和艾滋病人)为宗旨的组织,这些组织虽然规模都很小,但正在全中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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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麦杰思一家人,2003年摄于北京银山塔林。

麦杰思还提到,相对过去,现在的中国人比较敢和外国记者说话了。过去在中国的记者岁月,虽然困难和限制很多,但这亦是挑战。中国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闻,是记者最爱的阵地。麦杰思说,如果中国政府对杂志的报道不满,中国外交部会把记者请去,当面批评。我问批评完后怎么办?麦杰思说该怎么报还怎么报。我问不怕中国政府拒发工作签证吗?《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就是前例。他说这大概是中式思维,西方记者不这么想问题,因为就算签证被拒,亦会有办法弄到新闻。

我问麦杰思在中国政府高官处有消息来源吗?他肯定地说,所有的西方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中国中央委员会370位成员那获得任何情报。他觉得中央委员会保密性极强,滴水不漏,所以西方记者无法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何种争执。他说现在的状态比二三十年前要差,因为从前还可以从报纸上找到一些政治争执的蛛丝马迹,或是从领导人贴身的think tanks(智库)获得提示,知道领导人的想法。现在,这些智库要不消失了,要不就是和领导人的交流不再象从前那样紧密了。除了人大开会,或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西方记者很少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国领导人提问。

回到伦敦的麦杰思,现在只能靠二手资料获得中国的消息。他不久前做了一个关于冬虫夏草对西藏经济影响的报道,因为冬虫夏草是西藏重要经济来源,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让中国市场对冬虫夏草的需求骤然降温,对西藏经济影响很大。

(责编: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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