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美国—步入担惊受怕的一年?

Image caption 肯尼迪、里根和奥巴马都是借助选民表述希望、倾诉不安入主白宫

大选年,表述希望还是倾诉不安?美国梦不再鲜活的今天,2016年的总统竞选恐怕也很找到那种国家新生、阳光普照的感觉。

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浪漫看法是:四年一度,它给美国带来新生的机会;它是希望和乐观的表述,反映着美国必然改善和提高的开国信仰。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片一看,大选是“美国例外论”开出的民主之花。

战后的一些例子可能包括,1960年肯尼迪获胜被看作艾森豪威尔执政期萎靡不振的结束、释放60年代狂热激情的开始。

1980年的大选,里根被誉为终于把美国从越战、水门事件的长期噩梦中唤醒。

2008年,奥巴马当选被视为代表着美国在经历911恐怖袭击、雷曼兄弟破产后仍然可以再获新生。

不过,近距离仔细看一看,这些大选并不仅仅是表述希望、也像是抒发不安。

肯尼迪利用了美国可能落后于苏联的冷战焦虑,甚至发明出所谓的“导弹差距”—莫斯科在核弹方面走在前列。

里根在密西西比的费城以弘扬州权为核心拉开竞选帷幕。1960年代,这里曾经发生过“燃烧的密西西比”谋杀案。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暗昧象征色彩的环境下,里根使用的语言说出了南方白人对联邦政府、非洲后裔的担忧。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的契机则是美国人对经济崩溃的担忧。

所有这三位总统都从政治理论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中受益。

Image caption 2008年竞选过程中,雷曼兄弟提出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破产案。

1964年,霍夫斯塔特写道,美国政治往往是愤怒思维的舞台。这句话在今天仍然可以引起同样强烈的共鸣。现在和当年一样,美国选举一般都会出现惊恐胜过希望的现象。

步入大选年,现在美国还是有紧张和不满的深潭,候选人可以从中汲水。

经济领域,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新数据显示,过去四十年间,美国中产首次跌破50%,成了少数。部分人财富增加被提升到更高一个阶层是部分原因,但是,目前20%的美国人被划入最低收入阶层,1970年代初期只有16%。

本世纪以来,中产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大幅度缩水,从2001年到2013年减少28%。皮尤中心还发现,所有各阶层2014年平均收入都低于2000年。

“美国梦”好像不再那么鲜活了。

对经济局势的担心也伴随着对国家安全的忧虑。

根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在加州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枪击案和巴黎遇袭之后,目前美国人对恐怖攻击的担心超过9·11之后任何一个时期。

44%的人认为今后几个月遭受攻击可能性“很大”。本月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国家面临的头号问题。

盖洛普的另外一项民调则显示,对美国建制的信心也在逐渐缩水。

统计数字之外,还有更多的焦虑证据。枪击案—2015年几乎每天一起—不仅仅导致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好像也加深了持枪族对联邦政府有朝一日限制枪械的担心。

这也可以解释11月“黑色星期五”枪械销量飙升的现象。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总数创下纪录:185345例,相当于每两秒钟一例。

Image caption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提名中领跑,桑德斯紧追民主党希拉里之后

“黑人的命也是命”维权运动继续凸显部分警官使用过度武力;一些著名大学—其中包括耶鲁大学—发生抗议示威。就连美国人的冬季传统项目美式足球好像都丑闻不断。

再加上中国的快速崛起、打击所谓“伊斯兰国”的难度、无法让普京俯首、打不垮塔利班、以及美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减弱那种的感觉,美国人心中的不满看上去越来越像是有毒的沼泽。

美国被担惊害怕困扰,给右翼特朗普(Donald Trump)、左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粹行动添了柴。

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国家焦虑期也倾向于导致白宫主人党派更替。比如,1960年的肯尼迪,1968年的尼克松,1976年的卡特,1980年的里根和1992年的比尔·克林顿。

尽管大选中民主党在人口、选区方面占据优势,希拉里·克林顿也需要安抚中产阶层对收入停滞、财富不均、缺乏机会的担忧。

不管最后谁胜出,大选都会为美国政坛之偏执增添更多证据。本届大选的记号,不会是那种国家新生、阳光普照的感觉。

相反,2016,好像是担惊受怕的一年。

(撰稿:苏平,责编: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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