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时不我待 猎手追踪昔日纳粹

Image caption 奥斯维辛集中营

纳粹时期犯屠杀罪的人都年逾古稀了。这么多年后,还有必要控罪这些人吗?德国如何抓住正视历史的最后这个宝贵机会?

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小镇可以说是“面子工程”。据说18世纪时,一位公爵刚建好一座华贵的巴洛克式宫殿,想再来一座配套的巴洛克式行宫。路德维希堡宫有雅致的喷泉、精美的雕塑,直到今天保存完好。这是二战后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德国古建筑之一。

温文尔雅的路德维希堡小镇,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栗子花香。但是,它也保存着历史上一些最为黑暗的秘密。

德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个分部就在路德维希堡,这里收藏的是纳粹政权犯下罪行的历史文件。档案馆就在老镇边上一座不显眼的石头建筑中。走进去,感觉里面很安静、幽暗。一模一样的灰色的盒子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水管子咕咕作响,令人不安。房间内仿佛弥漫着细细的灰尘,一股甜腻味儿。我注意到,每一个灰盒子上都盖着一个长长的黑色号码。

不久前,我就是在这里采访了一位工作性质相当不寻常、难度相当大的德国人。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把他称作纳粹“猎手”。

延斯·隆美尔(Jens Rommel)身材健硕,笑容可掬,迷你山羊胡修剪的一丝不苟。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我猜可能45、6岁吧。

一个又一个工作日,延斯都是在这样的房间中度过。翻阅一盒又一盒泛黄的打字文件,寻找那些曾经可能帮助大屠杀、现在可能依然在世的人。

也许,他会在纳粹的就业记录、日记、老报纸中找到这些人的名字。延斯最近刚刚从南美一家档案馆调查回来,他在那里查阅战后可能从德国驶往南美的客船的乘客名单。

Image caption 前集中营看守海宁。海宁被控协助屠杀。

一旦发现嫌疑人,可能要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搜集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将这些人送审。但是,延斯非常坚定。他本人是律师,过去三年间,他的团队已经将将近60个案子提交给检控方,6个人已经被控犯有协助大屠杀罪。

延斯带我在档案馆参观,身边是一排排高高的盒子,脚步声发出低沉的回声。他停下来,抽出一个卷宗,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页薄薄的纸张。

延斯低声说,“啊,就是这个,这些文件是那两个公审后被判犯下……”他翻了一页,接着说,“嗯,格拉讷尔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 sur glane)。”

我们两人都陷入沉默。那个法国小村子是恐怖的代名词。1944年,党卫军在那里残酷谋杀600多人,几乎全村人。

延斯身后,阳光透过破旧的百叶窗,丝丝缕缕地撒落地下。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看的是文件,是卷宗,但是,我们看到的目击者的证词,讲述的却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暴行。这只是书面上,但是你能想象吧……”

延斯对从前的法庭记录特别感兴趣。比如,战后审判党卫军级别较高的军官的案件时,也有可能提到级别更低的军官、士兵,他们也是纳粹机器的一部分。

德国对这些人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几十年间,这些人并不被视作有罪。他们是在第三帝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不过是在执行命令。

Image caption 今年早些时候,94岁的海宁出庭受审

但是最近一些年,两名前集中营看守被判协助大屠杀。他们并没有亲手杀死任何人,但是,在集中营工作,被认定协助那里发生的种族灭绝。

延斯希望追踪的这些人都年逾古稀了。有人怀疑,过了这么多年,还有必要检控这些人吗?

延斯沉默片刻,轻声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那些罪行十分严重。”

“我们现在必须尽最大可能。”从他的声音中,我也可以感受到一点挫折感。不足为奇,那些高级军官、曾经下令杀人的人,从来没有接受正义审判。部分原因是,德国当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愿意正视过去。现在,活下来的都是当时很年轻的下层军官了。

延斯说,“我不能改变过去未作、或者忽略了的事。10年前,我们肯定应该能够做到更多。”

10年后,就没有可以检控的人了。延斯和他的团队必须加快速度。他担心,他可能会错过某个卷宗中的某个重要线索。

离开档案馆,走在鲜花盛开的栗树下,我回想起延斯描述那些档案材料时用过的一个词。当时,他满脸热切地说,“这是我们的财富。”

但是,延斯、也许是德国正视过去的宝贵机会,正在快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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