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环保卫士的“死地”

Image caption 数千支持者、朋友来到卡塞雷斯的灵堂表示敬意

今年三月,洪都拉斯最著名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之一卡塞雷斯遭枪杀。她曾成功让世界最大的水坝建造商之一中国水电(Sinohydro)撤出投资。洪都拉斯谋杀率位居世界前列,不过,对环保卫士来说,这里确实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破旧走廊的尽头,一扇紧闭的房门。门外古老的塑料椅子上坐着两个警察正在低着头看手机,孱弱的肩膀上,肩章歪歪斜斜地耷拉着,枪塞在腰间挂着的枪套里。我们走过去,他们抬头看一眼,略微有点感兴趣的样子。

这两名执法人员被派到这儿来,为紧闭的房门后病床上躺着的人提供安全保护。

步入病房,看到费利克斯·莫利纳(Felix Molina)很开朗、很活泼,颇感吃惊。不过,他和照片上比已经判若两人。那头标志性的浓密卷发被剃成了小学生一样的平头。

费利克斯是电台记者。2009年洪都拉斯发生政变,左翼的总统穿着睡衣就被赶下台。此后,费利克斯一直是新当局的眼中钉。

Image copyright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Image caption 环保人士博塔·卡塞雷斯

环保人士博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遭枪杀之后,费利克斯继续公开有关该案的内幕,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给他的。

上个月一个普通的周一早晨,费利克斯搭乘出租车去上班,路上,突然有两个家伙要从窗户里抢他的手机。司机猛踩油门,费利克斯逃脱一劫。他心想:哈,运气还行!没成想,同一天晚些时候,他又受到攻击。这次是有人朝他开枪。他受伤,但幸运的是, 又逃过了一劫。

那么,在洪都拉斯这样一个和邻国竞争世界谋杀率最高国家头衔的地方,同一天内两次成为暴力受害者的概率有多大呢?费利克斯不大确信。但是,记者、同性恋维权者、人权活动人士被谋杀的故事以令人悲哀的频率定期成头条。还有,对土地、环境活动人士来说,洪都拉斯确实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地方:自从2009年政变以来,已经有100多人被杀害。

上一次我来洪都拉斯,是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拍片,片子讲的是为那些支付不起的人提供的免费葬礼服务。那真是发人深省的一个星期,一连串看似随意、或者目标明确的枪杀案,揭露出这座城市的黑暗一面:毒品、黑帮、杀手、腐败警察的血腥混合。

那还是2012年,当时洪都拉斯谋杀率居世界之首。过去四年虽然略有下降,但是,这里的人们还是会不经意地告诉你,真想“除掉”某人,没问题。

这次来,我还是和那名当地记者拉卡约(Renato Lacayo)合作。拉卡约性格很好,但有个不良习惯:爱听重金属音乐,而且音量震耳欲聋。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但他总是认真看看,很多情况下并不接听。我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他会回答,敲诈的……洪都拉斯人只接自己认识的号码打来的电话。

一天晚上,我们开车穿过城市,我看到路边有一排房子,霓虹灯闪烁,看起来很像夜总会。拉卡约说,不是,那是通宵营业的殡仪馆。

Image caption 原住民团体在卡塞雷斯被杀后举行和平抗议

洪都拉斯有罪不罚现象也令人震惊。每一百起谋杀案中,凶犯被定罪的还不到四起。所以,关于卡塞雷斯案,我采访过的所有的人都有点吃惊:居然抓起来五个人了。

另外一些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热爱的“波蒂亚”——卡塞雷斯支持者给她的爱称——已经不在人世了。安娜·米利安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眼里,卡塞雷斯是榜样。安娜也是一位积极抗议水电站项目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

我们驱车前往拉帕斯省(La Paz),这里距离首都大约五小时的车程。安娜是原住民,28岁,有五个孩子。

没过多久,汽车就驶上了不是路的路,两旁是突兀的岩石、陡峭的山坡,感觉极度荒凉、偏远。

我们总算找到了安娜,她坐在自己家正在打地基的新屋前的阴凉地。安娜抱着宝宝、笑着说,新房子一定很漂亮。但是,当她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忙着盖新房的时候,泪水遮住她脸上的勇敢。家里受到攻击好几次了,很恐怖,最近的这一次,房子被人放火烧成平地。安娜说,不知道到底谁干的,但是也许是支持水电工程的邻居吧。

忙忙碌碌追求发展,正在一点点撕碎这些小社区的纤维,当地人在保护环境和接受从来没人给自己承诺过的好处和服务之间挣扎、权衡,难以两全。

我们返回首都之后,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走了之后,四个武装男子来威胁安娜和家人。后来又收到短信说安娜一家平安,受了些惊吓,但一切都好。

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洪都拉斯活动人士处境到底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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