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飚专栏:身份问题

曾飚
Image caption 曾飚:身份或者国籍,本质上是一个排队上洗手间一样的东西。

最近看了一眼《赵氏孤儿》,满脑子都是导演陈凯歌那张严肃的脸,我说的是严肃高雅艺术的“严肃”。

紧接着想起了他去年8月说过的一句话,“我没有加入外国籍,也不打算加入,我会以Promotion中国人的身份来发扬中国文化,这叫不失身份。”

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特别浑厚的男中音,中气十足,也一定特严肃,我说的是严肃认真的“严肃”。

加入外国籍,或者拿到绿卡,我一直觉得在有些人的特定时刻,往往是一个谜,连他们本人都不愿去解的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华人艺术家在混世界,就像李安在回忆录所说的,在纽约,晚上,一群朋友在中国戏院看完电影,跑到唐人街吃夜宵,那是他电影生涯的积蓄期。

其实,我很感兴趣那时候的陈凯歌、李安、艾未未、王朔当年在美国混的那段日子,他们在混艺术,给自己未来的作品磨厚厚的生活老茧。我猜想他们也在混绿卡,混身份,我说的是身份证的“身份”,不是陈导说的那个“中国人的身份”。

这个谜对我的意义很重大,通过它,我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海外,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个被鄙视的道理,常常成为人生梦想的杀手锏。人生的若干时间,总是要耽误在意思不大事情上。甚至每天如此,比如睡觉、吃饭,上洗手间、等车,很无聊,很低级,却不可否认。

身份或者国籍,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排队上洗手间一样的东西。而在海外,却成为很多人互相问候,热情聊天底下沉甸甸的冰山。

在国外,我们往往有两种“身份”,第一个是陈凯歌导演不要丢掉的那个身份,你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第二个是身份证,也就是你在那个国家的居住停留,或者是公民的证明。

在今天的英国,两种身份都是问题,要当英国公民,或者拿绿卡,在英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英国移民政策就差写上一句:欢迎有钱人,非诚勿扰。

即使留下来,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特征,在主流喜悦的时候,是多元文化的补充,体现万邦来朝的喜庆;一旦形势逼人,又常常马上顺从普世价值,脱下马甲穿西装。

几年前,家里人曾经劝我说,在英国,你有一份工作,才会受人尊敬,其他搞社会活动,在学生圈里瞎混,虽然人人见面都打个招呼,其实就是个屁。我心里有点同意,却又心有不甘。似乎觉得人生的意义,并不应该在这鼻子底下一横的事情。假如到英国来的理想,仅仅是找一份工作,那么这样的理想,在中国也许可以实现千百次。

事实教育了我。家人说的是对的。在英国要一份工作,首先是要有身份,如果整天不失中国人的身份,很难拿到另外一个身份。

其次,在英国工作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英国国家统计局就把工作分成了ABCDE五等,C还分为C1,C2。

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对于工作的好坏层级,其实是门清的,有时候可能碍于某种“政治正确”的虚伪,不敢直言。面对职场阶梯,从上到下,如此分明的差距,你能一派天真吗?

虽然做学生的时候,整天乐呵呵地去打个工,补贴点外块,回去对人说,国外生活很平等,大家都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无忧无虑,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开着宝马去餐馆洗盘子。因为了解不多,仅仅是个过客,无可厚非。

假如一个年过三十,有家庭之责任,朋友之攀比的人,依然这样快乐幸福地生活,或者说,“理想主义者”的生活,那么基本在四十岁来临之后,一旦某种对现实的无力感,突然爆发,火山灰一样地笼罩他的视野,阴影一样挡住年轻时候的阳光,投射在心灵上,不能完全的被内心吸纳。

这种无力感比屈辱要轻一些,比妥协要强硬一点,但是,可以肯定已经完全没有一丝内力充沛的热情和意志去抗争了。简单地说,当这种感觉变成了中国南方无法彻底烘干的阴湿,或者英格兰潮湿的霉斑,他就会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犬儒。我相信,所有的老愤青,都是年轻时候饱经挫折的理想主义者。

而这个时候,也许这个身份,我说的身份证的“身份”,会成为他人生的一桌饭后的麻将,一杯饱暖后的老酒。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低工资,看人脸色讨生活,或者十年留英读书,恰恰在入籍移民政策修改之前,比晚一年的人侥幸拿到了那张绿卡。还有,身边那个有身份的所谓留英华裔或者本土人士,肚腩已经与谢顶同样饱满,或者风韵距离风烛残年不远,不过,我暂时还可以忍受。

至于是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已经如远离的国度,在一年里的若干日子里,可以稍微地拿出来晒一晒。反正,我们不想回国拍电影,发扬中国文化,于是看看《功夫熊猫》,周末去唐人街吃个点心,大多数时候似乎也满足了。

更多有关此项报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