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情牵两岸的英国医生

兰大弼
Image caption 兰大弼的闽南语比很多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还要道地。

94岁高龄过世的兰大弼医生(David Landsborough 四世)可能是唯一在两岸都当过医院院长的外国人。

但是家人在报纸的卟文中,只是说兰大弼医生在3月2日去世,3月12日于生前聚会之教堂举行告别式,并下葬于家族墓园。

其实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紧密到完全分不开。

乡下小孩

由于父亲兰大卫医生(David Landsborough 三世)奉派到台湾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宣教行医,所以他是在台湾的彰化出生长大的。

从小和台湾的孩子一块长大的兰大弼很自然地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

Image caption 兰大弼医生去世前健康欠佳,但是很欢迎台湾友人的探视。

只不过,他的父亲兰大卫的闽南语是教会特别教的,用词和发音都很高雅,兰大弼本人的闽南语却是从街坊小孩游戏间学习的。

所以他曾经因为说粗话,被她的母亲、曾经将自己皮肤割下移植给烫伤病人的连玛玉(Majorie Learner )逮去用肥皂洗嘴。

兰大弼的童年和当时的台湾小孩可能没太大的不同,所以他对台湾的风土人情相当地熟悉。

后来,兰大弼被送到山东烟台的传教士子女学校就读,1932年到英国进了伦敦大学医学院。

命中注定

兰大弼医生的儿子(中文名字叫做兰约翰)告诉我,兰大弼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因为担心会比不上在台湾已经非常出名的兰大卫医生,所以兰大弼本来并不想回到台湾行医。

但是在归正教会(长老教会的一支)安排之下,兰大弼于1940年被派到了福建泉州的惠世医院(现在的福建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这一待,就让兰大弼和中国一起度过了二战。

Image caption 兰大弼:除了病人不乖乖吃药,不然医生不能对病人皱眉头。

在泉州的时候,每当他看到有飞机向台湾飞去,他就会掉泪,因为他认为那飞机一定是去轰炸台湾,他担心台湾的朋友。

在泉州,有一件事让他养成了特别的习惯。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住院病人跟他说,只要见到了他,身体就觉得好多了。

一天晚上因为到远地去看病人,兰大弼没有当天回到泉州。次日返回医院时,前述的病人已经在前一天夜里去世,这让兰大弼一直难忘。

所以他后来都尽可能地回到医院、并在病人睡前探望他们。

1952年,兰大弼和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妻子高仁爱回到了台湾,和父母一块投入为穷苦和欠缺医疗资源的台湾中部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后来也从他父亲的手上接下了院长的职务,这个院长一当可就当到了1980年,也造就了台湾人口中的“兰家医门四杰”的“传奇”。

Image caption 兰大弼夫妇感情甚笃。

平凡中的不凡

跟随他多年的人告诉我,兰大弼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可是他在台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留下的点点滴滴,却都显露出这位“平凡医生”的不凡之处。

他可以到处演讲、写信、游说来募捐医院经费,但是他自己已经用了20多年的办公室椅子却不肯换,因为“不重要”。

诊疗的时候,他会亲手帮病人脱鞋、脱袜子,因为“病人弯腰可能会很不舒服”。

他要医生们用听诊器之前,先用手把贴病人的那一面握暖了,再贴到病人身上。

兰大弼推动减免低收入病患的医疗费用,让病人不用担心“有病没钱医”,为台湾后来的全民健保打下了基础。

Image caption 兰大弼退休返英之后仍经常和台湾友人书信往返。

他管的医院不准医生收红包、拿回扣,或者是在外私自开诊所、巡察病房的时候医生还得要叫得出来病人的名字。

这些事情似乎琐碎,教科书上也没写、法律也没规定必须照作,但却是医生所不能忽略的细节。

兰大弼之会被这么多人形容是“名医”、“充满爱心”,主要就是他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几十年如一日。

和兰大弼相熟的人一直对我说“千万别把他给神化了”、“他一直说这辈子是个普通人”……

也许正就因为是“他是个普通人”,所以兰大弼这一生才会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平凡、那么地让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