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中产也任性 改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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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选民将权力交给了极左派,许多支持者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左翼联盟”为什么同样吸引了大批中产阶层?希腊大选结果会否打乱欧洲的政治秩序?

(雅典大学广场上),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发表胜利演说,人群高高地挥舞着旗帜。来自欧洲各地、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者聚集在这里,狂欢庆祝,希望希腊的“第一枪”将改变欧洲大陆。

广场上碰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互相拥抱、亲吻。不过,他们的喜悦之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丝忐忑。

也许,他们曾经是奋斗初期的同志?当年,“激进左翼联盟”苦苦挣扎、不过也就拉到百分之几的选票。我说“初期”,其实也就是五年前。事态变化真快!

波碧·科特斯安蒂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过,话音中好像有点不敢肯定。波碧一只手保护伞一样搂着10几岁的儿子。

波碧看上去不大像我想象中的典型的激进左翼分子。我问她,“你做什么工作?”

她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是自由职业者,广告营销行业。”工作岗位(在希腊)可是珍稀货。

波碧的朋友亚尼斯是一位很严谨、书卷气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卖人寿保险为生。亚尼斯深沉地说,“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火炬在哪儿呢?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温文尔雅的中产白领聚集在广场上等候齐普拉斯登台演说、支持他组建欧盟内第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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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德国左翼党:我们从希腊开始,我们将改变欧洲

他们其实和我那天早些时候碰到的一位老妇人是同类人。老妇穿着非常讲究,一条深蓝色的裙子长过膝盖,一件配套的上装,头发吹得一丝不苟。卖蔬果的小贩就要收摊了,她在一旁捡剩菜……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些人都应该被划归政治中间地带。

记得2001年,坚定的中间派托尼·布莱尔(时任英国首相)说,“万花筒已经动摇,碎片在不停地变。”

当时正是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几个星期,一个不同的时代。今天,欧洲的共识成了一地碎片,散落在雅典街头。

眼下雅典政坛到底有多么破裂、混乱呢?让我来给你重复一下大选前我和一位希腊记者的对话。当时,他正在向我解释为什么他本人不打算投“激进左翼联盟”的票。

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要求希腊所做的改革,尽管非常痛苦、但却是把希腊带出垂死的腐败状态必须经历的步骤。

他略带歉意地接着说,“你可能会以为我非常右倾。说实话,真不是这样,我是坚定的中间派,我爱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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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雅典广场吸引了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左派

这样看来,“激进左翼联盟”没有选择共产主义政党、而是选择了一家叫做“独立希腊人”的组织作为执政同盟,是不是令人吃惊?难道“共产党”不才是“激进左翼联盟的”顺理成章的同床人?

“独立希腊人”是中偏右、反移民的政党,和“激进左翼联盟”唯一的共同立场是反紧缩。除此以为,几乎在所有各个方面,双方都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但是,“激进左翼联盟”必须迅速行动,眼下,联合政府有点分歧是他们最小的担心。希腊需要和债主谈判,双方谁也不知道游戏的规则。

不过,一言以蔽之,现在的局面是,一家信奉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激进左派组织联盟,现在操纵着一个欠下2800亿欧元(约合2100亿英镑,3200亿美元)的国家,而债主是那些个自由市场经济坚贞不渝的伴侣,他们的信条是紧缩!

如果双方都想不受伤害地结束对阵,那么,双方都必须妥协。做不到这一点,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击破。欧盟,有可能是破解的一方。

在其他欧洲国家,这样的想法令许多人悲哀、担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雅典成为成千上万的左派分子的灯塔,他们正在前呼后拥地赶往希腊,希望见证一场革命的开端。

在雅典大学广场上,波碧、亚尼斯和其他希腊选民等候着自己的新总理,一群大约200来名意大利人展开一条鲜红的巨大横幅,上面写道“与齐普拉斯共建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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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西班牙“我们能”政党的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在希腊大选前

周围,还穿插着一些穿着紫色体恤衫的青年男女,体恤衫上印着“我们能”(Podemos)政党的标记。“我们能”是西班牙版的“激进左翼联盟”。他们相信,今年晚些时候大选之后,西班牙可能成为下一个希腊。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加入了庆祝活动。广场上,大喇叭里传出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歌声—“人民有力量”。

布莱尔当年讲话时,应该肯定不是这样想的。

曾经,正是布莱尔把工党连哭带喊地拉出左翼、走向中间地带。在工党大会上,布莱尔接着说,“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时机。”

“万花筒已经动摇、碎片不停地变,不久就将再次成型。成型之前,让我们重新调整身边的世界秩序。”

那是2001年10月。世界确实重新调整了。也许,这一幕即将重演?

(编译:苏平 责编: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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