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英伦:生命不能承受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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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92岁的库克是英国卖罂粟花筹款时间最长的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去年特别为她颁发“光亮之点”奖。

听说过“chuggers”吗?它是两个英文词,“charity”(慈善)与“muggers”(打劫者)合二为一。意思不言自明。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英国布里斯托大教堂门外,都会看到一个卖罂粟花(中文也称虞美人)的老妇人熟悉的身影。

她叫库克(Olive Cooke)。近80年前,16岁的库克第一次为退伍老兵协会卖罂粟花筹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库克的丈夫阵亡,21岁守寡的库克从此把毕生献给了慈善事业。

92岁的库克是英国卖罂粟花筹款时间最长的人。英国退伍老兵协会为此授予她荣誉勋章。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去年特别为她颁发“光亮之点”(Points of Light)奖。

善心成为负担

上个月,库克走了,走的令人震惊、令人扼腕。她从布里斯托的Clifton吊桥上纵身坠入峡谷。

库克晚年患有忧郁。她在留下的遗言中也表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了解她的亲戚、朋友、邻居们知道,行善一生的库克,善心最终却可能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库克不但卖罂粟花筹款,而且拿出自己本不富裕的养老金中的一大部分捐献给多家慈善组织。在清理她遗留的帐户时,居然有27项给不同慈善组织的现金转帐设置(即每月把设定的现金数额直接转到另一个帐户上)。

在生前最后几个月一次接受一家地方媒体的采访时,库克说:慈善组织寄来的求助信“我每封必读,而我的问题是,我读了以后放不下来,我说不出‘不’字。这些故事在利用人们的慷慨善意”。

库克生前最后的岁月里,平均每个月收到的慈善组织的求助信达260封。当她的养老金实在无力继续负担她做出的承诺,取消了给数个慈善组织的现金转帐后,她被慈善组织打来的电话所包围。

每天都去看她的邻居厄尔利说,每次去看她,她家里的电话铃总是不停的响,而库克总是接电话、解释。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

厄尔利说,到最后,库克感到筋疲力竭。库克对他说,她觉得很内疚,不能为慈善组织捐更多的款,她觉得有压力,觉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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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库克的丈夫阵亡,21岁守寡的库克从此把毕生献给了慈善事业。

筹款成了职业

库克的遭遇经媒体披露,一石激起千层浪。库克的经历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慈善捐助给库克带来的压力、负担、负疚感,许多人都有切身的体会。

政府给慈善组织的拨款连年削减、各种慈善组织却在不断增多,加上打着慈善旗号上门收敛捐赠物品,然后转卖二手货盈利的二道贩子从中截留,慈善组织的募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

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不得不花高薪雇用专业人士,像经营企业一样运作。大慈善组织的高管年薪超过首相、财相的屡不见鲜。

雇员则迫于募捐指标,变得更像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这里特别需要明确一点,我说的是慈善组织雇用的职员,而不是分文不取、无偿为慈善组织奉献的广大义工)。

几乎每天、几乎每家的信箱里,都会塞入慈善组织的筹款信。受虐的儿童、受虐的动物、受虐的环境,无家可归的难民、流浪街头的乞丐…每一封信都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双充满乞求的眼睛。

心狠一点的,直接把信丢入废纸回收箱。心软一点的,像库克,打开信,放不下。

捐助成了索要

库克去世后,在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讨论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人们觉得慈善组织的募捐手段显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竞争压力之下,少了一份温情,多了一份铜臭。少了一份关爱,多了一份索取。

一位曾在一个盲人慈善组织工作的前雇员爆料说,有一位老妇人在电话中特别说明,她的捐款只给帮助聋哑人,因为她的儿子是聋子。这位雇员对她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她的捐款,结果被主管狠批,说她没有坚持说服,丢了一个“目标”。

许多曾给慈善组织捐款的人另一个共同的感受是,慈善组织让人感觉“不敢粘”,一旦“粘上了”就摆不脱。自愿捐助变成了“道德勒索”。

如果你停止捐款,恳求的信件、电话没完没了,不胜其烦。

当然,电话可以不接、信可以不看,但出门碰头碰脸的“chuggers”让你躲都躲不开。

“chuggers”是两个英文词,“charity”(慈善)与“muggers”(打劫者)合二为一。意思不言自明。

这些“chuggers”与义务为慈善组织募捐的义工完全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多是20出头的小青年,受雇慈善组织,而他们的“工资”则是从募捐数额中“提成”。

英国人是个乐善好施的民族。慈善捐助植根社会血脉、文化传统。慈善组织需要募捐,但募捐的基石是信任与自愿。

如果求助变成了索要,慈善就已经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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