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如何成为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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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一词往往令人浮想联翩,想到一名少女正对着苹果手机扮着鸭子脸,对周围环境熟视无睹,想到冒险家悬挂在摩天大楼上,与死神近在咫尺。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自恋文化的表现,说明社会正在衰落。尽管如此,自拍产生的文化影响却更加深刻,复杂程度远远超过这些刻板印象。艾丽西娅·埃尔(Alicia Eler)是新书《自拍的一代》(Selfie Generation)的作者,她在书中打破陈词滥调,将自拍比喻成一把双刃剑,既能赋予权力,又能表达弱势,是数字时代的特征。

通常自拍被认为是一种物化或自恋现象,而如今不然,自拍在为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社群、移民和难民等边缘群体赋予权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埃尔说,大众媒体触手可及,人们有机会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群,新一代个体不会因与众不同或特立独行感到恐惧,最终创造出了一面镜子。"青少年是否会在某一时刻不会迷恋自我形象?"她提出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希望受到认可,不能因此被人责怪,而现在认可只在轻轻一划或一触间。

早在2013年,埃尔为部落格“Hyperallergic”著有一篇题为《自拍呈现的女权主义政治》的文章,重点探讨了有色人种中的女性与自拍。而Jezebel女性博客也曾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拍的文章,认为一大堆媒体报道带有负面偏见,自拍是一种求助呼吁,埃尔的文章是对后者的回应。"事实上,我们能不能谈一谈自拍对于从来无缘登上主流媒体的人意味着什么呢?"同年11月,女权主义漫画书作家米基·肯德尔(Mikki Kendall)在推特账户上发此一问。虽然公开发表自拍行为本身将自拍人推向煽动性言论和仇恨言论的风口浪尖,但也实现了他们与全球范围内潜在支持力量的联结。随着自拍的兴起,曾经一度与主流无缘的边缘人群已经变成偶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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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文化评论家艾丽西娅·埃尔分析了自拍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因此被《连线》杂志(Wired )称为"自拍符号学家"(图片来源:Alicia Eler)

自2013年"自拍"被纳入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年度词汇以来,在可见性与政治权力划上等号的年代,这些当代自拍人像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从那时起,抵抗运动和抗议运动产生了新形式。不再局限于拉横幅游行或社区组织,更多采用具有分散性且易于改变的运动形式,或者在多个在线平台同时开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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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艺术家大卫·特鲁罗(David Trullo)在作品《水仙》(Narcissus)中,用很多赤膊男性在卫生间的自拍照做成浴室瓷砖(图片来源:David Trullo)

"他们的目的是以不同的逻辑寻求可见性 - 利用常见图片、手段、主题标签、身份政治和标志性事件。"e-flux杂志的作者伊姆加德·恩梅尔汉兹 (Irmgard Emmelhainz)写道。

负面影响

当然,近年来有一个缺点变得尤为显而易见的:监视。美国国家安全局暗中监视普通美国公民,大型社交传媒企业采集叫卖我们的个人信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对外发布最私人的时刻,似乎从未停止。即使他人利用我们的个人照片牟利,即使我们的每一个网络行为都会受到监控,即使我们正在使用的工具会追踪记录我们的行动,我们依然热爱自拍,

"与个人威胁相比,数字威胁已无足轻重。"埃尔写道。到处弥漫着"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态度,但对于同样因自拍的可见性赋予权力的活动分子和艺术家而言,现实并非如此。在可见性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时代,即使利用今天的技术作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环境受到监视也会导致异见运动易于变化,原因是运动的数字足迹可能被进行反利用。这一点在公民新闻运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利用智能手机录制白人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的视频,还是记录饱受战争之苦的叙利亚公民留下的最后信息,这一新型的"自我监视"在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中留下了一些令人动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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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帕丽斯·希尔顿宣称她与布兰妮·斯皮尔斯于2006年发明了自拍(图片来源:Paris Hilton)

埃尔援引了立岩(Standing Rock)爆发的抗议运动,美国能源传输公司(Energy Transfer)计划在那里建造大型石油管道,但遭遇美国本土社区的强烈抵制。奥格拉拉(Oglala)拉科塔(Lakota)部族后裔、诗人兼活动家马克·提尔森(Mark Tilsen)在立岩待了好几个月,他告诉埃尔,能源传输公司聘请的Tigerswan"反恐"承包商一直持续监视着立岩。提尔森说,电话接通后,通话背景音有时夹杂着沉重的呼吸声——手机被窃听了。那时有流言说,执法人员利用脸书(Facebook)打卡活动追踪抗议阵营的人员情况,全世界有100多万的人参加立岩打卡,声援抗议人群。

我联想到艺术家格伦·利根(Glenn Ligon)最近在Instagram的发帖:他发了一张苹果手机的屏幕截图,我们从中看到了无线网络菜单的图片,第一个网络上显示的是"联邦调查局监视车#9013C"。附近是否真有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车?我们无从可知。但埃尔认为,分享或打卡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更复杂的自拍行为。自拍在受到监视,抑或是肉体遭遇危险时,可理解为一种声明手段,声明"我在这里,我还活着,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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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拍下拍照的瞬间,菲律宾婚礼派对上自拍,记录特殊的时刻(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自拍和网络运动如何发挥作用?2017年12月,与哈里王子一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广播4台(BBC Radio 4)电台采访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表示,要想对现实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网络运动需要走到"线下"。奥巴马告诉王子,网络的匿名性为一切事物盖上了面纱,人们很容易成为恶意的煽动者或坦率的政敌。但如果你同他人坐下来推杯问盏,对方身份的复杂性就变得非常明显,有可能坐在身边的人令你完全出乎意料。否则,我们的观点想法只能通过社交媒体的反馈来不断强化。

自拍肖像

很快,艺术家们便利用自拍作为丰富的主题和素材。2003年,莱恩·麦克金利(Ryan McGinley)在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举办首次个展《孩子们没事》(The Children Are Alright),自此一举成名,成为有史以来打上这家著名博物馆印记的最年轻的艺术家之一。许多人因其作品的争议主题而望而却步,另一些人则为作品的原始性而欢呼雀跃,作品绘出了纽约和美国某种反乌托邦青年文化的肖像。除了未经审查的文件之外,麦克金利还将照相机镜头对准自己,记录极为私密的自我肖像,这在后来被称为"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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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除了拍摄青年文化之外,莱恩·麦克金利还将照相机镜头对准自己,于是产生了2003年在惠特尼博物馆展出的自拍像(图片来源:Ryan McGinley)

据《纽约时报》报道,直到2006年,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才宣称其与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的合照发明了自拍。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挪用Instagram的自拍在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作为当代艺术印刷出售,金额高达六位数,引发了大量争议。最近,摄影师唐纳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起诉其侵犯版权,将争议推向了顶点。目前该事件仍在持续。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这两位摄影师因受到争议而获得了可见性,但围绕这一事件的依然是古老问题,即到底什么作品才能被视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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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艺术家布兰农·罗克韦尔·夏兰将家人肖像与其人体照片合在一起(图片来源:Brannon Rockwell-Charland)

毫无争议的是,年轻的艺术家对自拍的态度更加细微。在《自拍的一代》一书中,埃尔提到了一批新兴的艺术家,例如派里格莱茵·霍尼格(Peregrine Honig),他创造了一个专门为自拍目的举办的绘画作品展,并且布兰农·罗克韦尔·夏兰(Brannon Rockwell-Charland)也利用自拍在线创作了她的艺术家形象。罗克韦尔·夏兰说:"出于对黑人女性身体产生的盲目迷恋,是自拍让我产生一种控制感。艺术家吉莉安·梅尔(Jillian Mayer)在400位裸体项目(400 Nudes)中,先在网上搜索裸体自拍,然后把裸体换成自己的脸。

正如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他的组画《战争的灾难(1814)》宣称的一样,"真相已经消失",自拍就是对这一独特时刻的隐喻。自拍和互联网文化对真实性的基本前提提出质疑,这在今天的艺术和政治中有所体现。"后真相"和"假新闻"并不新鲜,这一怪异现实的产生不能归咎于像自拍、社交媒体或大数据这样的工具。相反,这些工具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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