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故事:看透邪恶、痛苦和人性

莱维 Image copyright Archivio Fondazione CDEC, Milano
Image caption 莱维诞生自一个开通的犹太家庭,在意大利的都灵长大成人(Credit: Archivio Fondazione CDEC, Milano)

“蒸馏过程很美。第一,这个过程徐缓而安静,而且充满了哲理。你在忙于蒸馏工作之时,还能从容思考他事他物,犹如人骑自行车于路途之时。第二,蒸馏是液体转为气体,又变为液体的过程。经双重来回的转化,物质得以提纯。这也是一种模糊而又迷人的状态,起源自化学,却又远远超越了化学。”

很少有作家能有代表其精神的名言,莱维(Primo Levi)是个例外。他的自传《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就有不少这样的金句。莱维是一个化学家。他的化学精神,不仅体现于他自传选择的书名,也渗透到他精心打磨一丝不苟的散文风格之中。他还是意大利犹太人,24岁时被遣送至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经历过生死。莱维的写作风格也恰似“蒸馏”,他的作品中没有华丽的辞藻,简单而纯粹。莱维从都灵(Turin)押解去奥斯维辛,然后得以返回家乡都灵,在他出生的那间公寓里度过了余生,他的一生也犹如被蒸馏了一个轮回。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洗净了狂妄和虚荣,也使得他能目光锐利而头脑清晰。

今年为莱维的一百年诞辰,正是重温他大屠杀回忆录三部曲的大好时刻。战后他回到故乡,立刻提笔开《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的创作,回忆他在集中营的故事。十年后出版的《终战》(The Truce),描述了他离开奥斯维辛返回故乡都灵途中艰苦跋涉的过程。又过了30年,莱维在弥留之际著成了《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这本书是他一生关于犹太人遭遇纳粹大屠杀这个题目的思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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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幼年莱维与母亲艾斯特(Ester)、妹妹安娜·玛利亚(Anna Maria)(Credit: Archivio Fondazione CDEC, Milano)

毁灭一个人

莱维写道:“我很幸运,是在1944年才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二战已经接近尾声,纳粹为了延长有奴役价值的犹太劳工的生存时间,停止了肆意杀害,使得莱维活下来的机率增大。尽管如此,和莱维被押上同一列火车送进奥斯维辛的650个意大利人中,活下来的只有区区20人。

莱维是过了好一些时候才终於明白集中营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不是灭绝营,也不是劳教所。集中营的设计,就是为了“毁灭人”。到达集中营后,新来者就被分成了两组人,一组有用,一组无用。虽然莱维的块头不大,还是成功被归到了第一组的队列之中。然后,所有人被扒得一丝不挂,剔除了全身的毛发后,还被迫纹上了囚犯编号:莱维成了第174517号囚犯。莱维在这本书开篇时那种充满了英雄气概、愤慨和恐惧的文字,到此变成了一般现在时叙述。

从此时起,莱维的记载,既无对自身经历做哲学的思考,也不做历史的论述。该书未探究纳粹的缘起,也没有对人类的邪恶本性做刨根究底。他只是详尽地描写了集中营里的生活。他总是自嘲说,自己的文风像极了化学实验报告。他的讲述是如此的实事求是,甚至滑稽场面的叙述也是干巴巴的,但绝大多数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也绝无耸人听闻的夸大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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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莱维写的《奥斯威辛回忆录》的手稿捐赠给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Credit: Getty Images)

集中营寒冷和饥饿的日子,几乎榨干了囚犯的生命。囚徒只得听命令苦干,给什么就吃什么,鲜少有人能撑过三个月。一天早上在劳动时,莱维看了一眼手边的活,便知道“[自己]半小时内必然会疲劳致死。”很快他便感受到自己“拼了命干,以至于耳朵听不到声音,眼睛几乎失明。”他紧紧咬住嘴唇,一心想着“再加些痛苦在身上,就能调动身上最后一丝力气。”犹太人监工也知道这个规律。有的监工会“用尽非人的暴力”毒打囚犯,但也有监工在打人时“亲切温和,一边打人,一边劝告,像极了赶车的马夫鞭打马匹一样。”

晚上,囚徒两人合睡一个铺位。所有人做的梦,无非就是两种噩梦。一个是他们将自己的遭遇讲给亲朋好友听,却无人会理会他们;另一个是梦见食物。“很多人会在梦里舔舔嘴唇,做出咀嚼的动作,这是他们在梦中吃东西。”不论做什么梦都会令人希望从此一梦不醒。但天一亮,奥斯维辛集中营就会响起一声“Wstawàch”(起床)的命令,鞭子一般将每个人从梦中抽打醒来。

莱维承认,即或他写下了这些噩梦般场景,但人类今天的语言仍无法描述出纳粹种族灭绝之残酷。他使用了这样的词句去描述,但没有经历过集中营苦难的读者,按照他们对这些词汇的通常理解是无法真切感受他文字传达的含义。“我们都会使用饥饿、疲惫、恐惧、痛苦、严冬这些词汇。对于不同人而言,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些词都是自由使用的词汇,创造和使用这些词汇的是自由人,是在家无病呻吟的人。要是集中营再晚点解放,可能会诞生出一种新的严苛的语言。”

使用新的语言描绘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实验,也是一种生物实验。莱维从不停止观察,他说自己“有博物学家般的好奇心,发现自己被置身于一种非人的环境之中,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的新世界。”正是在奥斯维辛,莱维发现了人性之局限和法则。集中营将囚徒逼至绝境,类似于一种心理学,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压力测试。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一个人会如何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又能如何改变人类的感知?本书的标题看似逻辑演绎推理:“如果这是一个人,那么……”莱维在书中说,在集中营“人最好不去思考”。他观察并记录了那段时间里还能被称之为人的种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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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86年摄于莱维的罗马家中(Credit: Getty Images)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莱维在奥斯维辛待了11个月。第二年的严冬,苏联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他们也为所目睹的事情羞愤不已。莱维的第二部回忆录《终战》中记录了他返乡途中的行程。他没有从奥斯维辛向西南方径直返回家乡都灵,而是一路向东,来到了苏联,几乎到了北边的明斯克。然后,兜了一大圈后南下到了罗马尼亚。此后才开始往西踏上回乡归程: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奥地利、德国,最后才回到意大利。这一路走来,像极了荷马史诗的英雄奥德修斯的艰难回乡之旅。冬天已经过去,阳光又重回人间。《终战》的第一章,就叫做解冻。就像瘦如枯骨的身体有了肌肉和脂肪,莱维的人性也渐渐复苏。

莱维最终回到了家乡,他在集中营里朝思暮想的梦终于得以实现。房子、家人、食物,他都有了。但是他还想倾诉自己的故事,但是唯恐无法讲好这段历史。他于是又回去当他的化学家,一生都在同一家油漆厂上班。只有到了周日,他才埋头写作。

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深受困扰。为什么他得以幸存?在奥斯维辛怎么样才能活下来?对莱维来说,身体健康,能说德语,是他能活下去的关键。当然,运气也很重要。莱维的幸运源自两个事情:第一,他认识了一个意大利人,此人偷偷送食物给他六个月;第二,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前夕,奥斯维辛展开最后的大屠杀时,他恰好生病逃过了这一劫。然而对于这样的天意,莱维嗤之以鼻。“活下来的,都是最坏的人、最自私、最残暴、最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是‘灰色地带’的配合者,是奸细。这么说当然不全正确……但是既定的规则如此……最好的人都已经在集中营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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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莱维的手稿(Credit: Getty Images)

莱维用“灰色地带”一词,来形容介于纳粹和“溺亡者”(死于不挣扎不妥协的受害者)之间的人的道德处境。也就是像他这样,为了活命屈服于邪恶的这群人。有时候这样的配合很渺小,不过是为了挣得额外的口粮或许给纳粹擦擦鞋而已。但有的则是助纣为虐。集中营里有少数囚徒帮助纳粹顺利管理集中营。这两个极端间存在着许多共犯关系和强迫约制,使得我们难以分辨正邪和判断无辜者和罪人。

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彻底改变了莱维对人类的看法,但他绝不相信这场屠杀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本质。“我们不相信这个最为浅显、最为简单的推理:看到文明的制度被剥离,就说人类的本质残暴自大,愚蠢之极……我们相信,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迫于强烈的需求(如食物)而自身又残障无能,这时我们许多本来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和本能就只能泯灭于沉默。”

那纳粹又如何?“是刻意犯下恶行,还是理智的泯灭?人类行为中,两者时常兼而有之。”纳粹的种族灭绝屠杀是无法为之合理化的,按任何一种文明标准都是天理难容。但莱维也强调说,这种暴行也不是不能理解。至少从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有可辨认的人性动机。有的纳粹分子是狂热分子,有的是投机者,有的是懦夫。但作为群体,人类是可能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1961年,也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人》首次出版的14年后,这本书被译成了德语。给德文版本写前言时,莱维苦恼不已。他内心很矛盾,他想发泄一通自己的愤怒、责难和绝望,但也心有抵触。因此,他写下了这样字斟句酌,不无蔑视的文字:“我还活着。因为我要评判你们,所以我才会去了解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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