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打死黑人掀起纽约艺术界的政治抗争

涂鸦艺术 Image copyright Allison Chipak/Guggenheim Foundation, 2018

1983年9月15日,差不多凌晨3点的时候,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正在回布鲁克林(Brooklyn)的路上。他刚刚在东村(East Village)的金字塔酒吧(Pyramid Club)玩了一晚上。在第14街第一大道站等车时,这位25岁的年轻人拿笔将自己的大名签在了车站的一堵瓷砖墙上,被正在巡逻的纽约交警看到,经过短暂的追捕后被抓获。后来,目击者报告看到斯图尔特被铐着打,但扣留他的警察随后解释说,斯图尔特只是在躲避警察的时候摔倒了。由于严重瘀伤和心脏骤停,斯图尔特被送往附近的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随后陷入昏迷,并于13天后去世。

逮捕斯图尔特的警察都是白人,被控过失杀人、袭击和作伪证。但那些声称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无法确定哪位警官是肇事者,警察罪名被降级——变成了对斯图尔特在拘留期间被殴打未加干预,并因此接受审判。大陪审团中的一名陪审员决定自己进行调查,影响了整个案件,导致原本应持续7个月的大陪审团调查被迫中止。1985年11月此案进行了二审,警官们被判无罪。

审判后,斯图尔特的死似乎对纽约艺术界有了一种预示。消息传开,整个城市的种族矛盾也随之加剧 ,原本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群体被激怒,重新团结起来。他们对警察的残暴行为感到愤怒,对进一步被压迫充满恐惧,因此开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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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法官宣判警察在斯图尔特案件中的所有指控不成立,示威者在刑事法庭外抗议(Credit: Getty Images)

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的《乱涂乱画:不为人知的故事》(Defacement: The Story)是最近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开幕的一个新展览,讲述了纽约艺术家对斯图尔特之死的反应。整个展览以巴斯奎特的《斯图尔特之死》(即广为人知的《乱涂乱画》)为中心,展出了其他一些有关警察暴行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哈林(Keith Harin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83年,他的一幅关于斯图尔特之死的丝网印刷绘画作品登上了《纽约每日新闻》)和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家哈莫斯(David Hammons )(1986,他创作了模板画《无人动手,他却死了》)对于这个事件的回应。

与此同时,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一些张贴在曼哈顿下城的抗议海报为展览提供了更加详尽的背景,记录了35年前的恐惧和愤怒,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当时,警察的种族主义暴行引发了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运动。

斯图尔特本人并不是这座城市艺术圈的核心成员,而是徘徊在外围,等待出路,也并没有什么野心。他与东村的许多名人、艺术家、音乐家、俱乐部老板和电影制作人都有点头之交。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该地区。斯图尔特开始创作一些抽象、色彩丰富的绘画。他还会参加摄影课程,偶尔做一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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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许多创意人士都参与了为斯图尔特伸张正义的运动,德鲁克(Eric Drooker)便是其中一员,他设计了“纪念斯图尔特”的徽章

斯图尔特还涉猎涂鸦,但不像巴斯奎特在建筑上喷漆,而是在火车上和墙上留下他的名字,但仅此而已。当然,警察并不关心这种细微的差别。不管是墙上的一个名字,还是地铁列车上的一幅完整涂鸦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

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孕育了整个涂鸦文化。尽管纽约现在的都市风貌令人向往,但40年前,人们认为它是“罪恶之城”,这与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帮派文化有紧密联系。覆盖地铁列车整个侧面的涂鸦作品(名为《炸弹》)被当局视为一个特殊问题。政府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预防,以及“抛光”,即用化学溶液清洗火车。

平克女士(Lady Pink)是第一批“街头艺术”家,但她当时并不理解自己的作品是艺术。“叛逆的感觉真刺激,”她回忆道。“我们想触犯法律,渴望刺激的感觉,证明自己的勇气。这些更多是叛逆,而不是想成为艺术家,被称为艺术家其实有点娘娘腔。”

街头艺术革命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拜巴斯奎特等人所赐,人们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涂鸦“艺术家”。以东村为中心,一批位于曼哈顿市区的新派画廊,在废旧店面和仓库中引发艺术创作的骚动。涂鸦很快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和饥渴的市场。斯图尔特的死恰好发生在帷幕刚要拉开的时候。因此,他的死被视为是攻击艺术自由而导致的最可怕结局。

斯图尔特的前女友马洛克(Suzanne Mallouk)是斯图尔特司法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该委员会是为纪念斯图尔特而成立的一个志愿游说团体。“我雇了法律团队,在艺术界筹集资金,”她现在回忆道。“我跑遍了所有涂鸦艺术画廊,请求捐款。我还从哈林那里拿到了一大笔捐款,这笔钱是他拍卖一幅画作的所得。麦当娜在夜店举办了一场演出,并捐出了所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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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不管是就个人而言还是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巴斯奎特对斯图尔特之死都深感震惊(Credit: Getty Images)

巴斯奎特与马洛克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情,也认识斯图尔特,但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跟屁虫”,试图模仿自己的绘画风格,甚至是发型。

然而,也许正因为他们的相似之处,巴斯奎特才会对他的死如此震惊。不久之后,当他参观哈林的工作室时(具体时间未知),他开始在墙上作画以表明态度。他很快就画完了,积攒了满腔愤怒。这幅作品被从墙上剥离下来,一直保存在哈林的收藏中,直到他1990年去世。

巴斯奎特的悲伤

9月26日,人们在联合广场上举行了抗议,与巴斯奎特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沃纳罗维茨(David Wojnarowicz)为这次抗议活动设计了海报,与《斯图尔特之死》遥相呼应(当时斯图尔特还活着,处于昏迷状态)。《斯图尔特之死》表现的是两名警察用警棍殴打中间的一个黑色人影。乍看这幅画,似乎是艺术家在表达个人的悲伤之情,但同时也是对国家暴力的抗议。

古根海姆展览的特约策展人拉博维耶(Chaedria LaBouvier)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解释这幅画所表现的痛苦,“1983年,我们没有围绕警察暴行、白人至上或国家暴力等主题来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很担心,只因为你是非洲裔,警察便可以随意取你性命,且不用承担罪责。我想巴斯奎特意识到,这件事不仅仅关于斯图尔特甚至是他自己,而是体现了整个国家对黑人的暴力史。我认为这就是这幅画所表达的——整个国家对黑人实施暴力有着悠久历史,已成为美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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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哈林创作了《斯图尔特——美国为非洲》表达自己对斯图尔特之死的愤怒(Credit: The Keith Haring foundation)

1985年,哈林创作了自己的作品《斯图尔特——美国为非洲》(Michael Stewart - USA for Africa),以回应这一悲剧。这幅作品夸张地表现了斯图尔特被捕时的场景,描绘了他被殴打和勒死的画面,而此时周围的人都捂着眼睛。本月,哈林的作品展将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开幕,皮(Darren Pih)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展出了哈林的85件作品。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在种族主义、艾滋病危机和日益严峻的核威胁下,哈林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政治。“哈林有种嬉皮士特有的天真,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跃。虽然这些问题很严肃,但他总是用明亮夸张的色调表达自己的乐观态度。”

然而,哈林也很愤慨。这就是为什么描绘斯图尔特的作品与他通常乐观的作品截然相反。在交警被无罪释放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谁杀了斯图尔特,他们心知肚明。斯图尔特的尖叫、脸庞和鲜血会永远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伴随他们一生。我希望他们来世能饱受折磨,就像他们折磨斯图尔特一样。”

与此同时,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洛克会见了非洲裔美国人社群的领袖,向媒体做了简报,并与律师进行了交谈。律师们安排了一次独立的尸检。与该市首席验尸官格罗斯(Elliot Gross)的官方尸检不同,这一次尸检发现斯图尔特死于窒息。然而,格罗斯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令人震惊的是,马洛克声称,斯图尔特的眼睛甚至在最初的尸检中被摘除,因为能看出“锁喉导致的出血痕迹”。她在接受BBC文化采访时表示:“我向科赫市长(Koch)递交了一份超过2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调查格罗斯的尸检过程,因为这显然是在掩盖真相。”在收到对警方不当行为(包括虐打斯图尔特)的指控后,由律师和病理学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格罗斯的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格罗斯并没有替警察暴行遮掩,但经过进一步调查,他最终在1987年因管理不善被科赫解雇。

在两名警官被判无罪后,斯图尔特一家还对涉案的11名男子和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提起了民事诉讼。最终,在1990年,在新市长丁金斯(David Dinkins)的领导下,斯图尔特一家在1990年获得了170万美元的庭外赔偿,这笔钱由交通管理局(Transit Authority)支付。

平克女士对所发生的一切深信不疑。她清楚地记得斯图尔特被捕后的第二天,她听到一名警察在跟地铁工作人员谈这件事。“我当时从学校回家,在站台上读书等车,然后我听到一个警察在和交通管理局的员工聊天,跟他们吹嘘‘昨天晚上我们把这孩子打得太惨了,他的头都撞到瓷砖墙上了……’我假装继续读书,但其实在偷听。这五、六个白人一边讲一边笑,完全就是攻击性犯罪。”

巴斯奎特的《乱涂乱画:不为人知的故事》将于11月6日前在纽约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

哈林的作品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展出,展览持续到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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