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塑造世界的“正常化”概念

"我绝不会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正常化的企图得逞，"与特朗普竞争美国总统宝座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竞选期间发誓说。当时特朗普言论中有关女性的言论引发了特别的关注——人们担心这些言论将导致社会上的厌女症倾向更加严重。

但是，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人们开始指责媒体试图让特朗普的这些行为看起来正常化。《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指出，在大选结果出来那天，"到处都是明确无误的为特朗普洗白的迹象，"《纽约客》的编辑发表评论称，他感觉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将特朗普的行为正常化了"。

耶鲁大学的亚当·贝尔（Adam Bear）和约书亚·诺比（Joshua Knobe）从事有关"正常化"的研究。最近，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人们往往会将"令人满意的"和"普通的"这两个概念模糊成一种"判断常态的单一无差别的标准"。他们认为，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人们认为他的一些行为十分古怪，然而在他当选之后，尽管他的表现一如既往，那些行为不仅变得更具代表性，而且更正常了。在看待"正常"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将"正常"和"理想"分离开来。因此，随着人们对特朗普越来越熟悉，即使是那些最初不喜欢他的人，也慢慢接受了他。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许多其他行为和态度都能轻易被"正常化"，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正常化"都对我们的信仰和决策有着复杂但潜藏的影响。

我们对于"正常"这个概念一向保护有加。在经历了人生中的某个重大事件之后，我们唯一想要的便是回归正常。这是我们内心默认的想法，也是我们的舒适区。然而，我们对于"正常"的理解既有客观判断又有主观判断，既有道德判断又有社会判断，是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既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一项研究表明，在浪漫喜剧电影中，若是男性表现出死缠烂打的行为特征，这种电影可能让女性观众更有可能容忍现实生活中一些强迫性的行为。

密歇根大学的性别研究专家朱莉·利普曼（Juli Lippman）进行了一项研究，她先是让参与实验的女性观看一系列电影，然后询问她们对于这类行为的看法。其中一些影片涉及到强迫性的浪漫行为，包括《我为玛丽狂》（Something About Mary），与那些观看了展示男性侵略性的电影或自然记录片的女性相比，观看了这些浪漫电影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支持跟踪的想法"。

在其他生活领域，如果对于"正常"形成了一种固定看法，这可能会带来问题。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理论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成立了一个名叫 Beauty Demands Network 的团体。去年，他们写了一篇关于"美的标准"的论文，呼吁更多的人认识到："正常"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中性的或是描述性的术语"，因为对于"从美学角度看什么才是正常的"这个问题而言，如果限制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会伤害到妇女和女孩的自尊。

我们对于"正常"的集体认知会逐渐改变，有的时候这要归因于用词的变化。比如说，最近有一些控诉的声音，谴责媒体用"alt-right"（另类右翼）代替了"extreme-right"（极右），这会让极端的政治观点变得正常化。

政治学家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构筑了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这个理论支持了政治领域关于正常化的更广泛看法。"奥弗顿之窗"理论适用于一些综合反映当时的各种政治气候并且被选民所接受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但如果有某些政客、政党、政策或政治事件影响了选民，它们也可能偏左或者偏右。举个例子来说，据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结果显示，在1987年，有22%的民众不同意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到了2009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第二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3%。

不光是政治领域，仅在上世纪这一百年当中，人们对于"正常"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我们的日常用语，到穿着打扮，再到工作和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变化。而且，人们的整体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以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接受和理解为例，据英国社会态度调查显示，在2000年，只有8%的员工认为有抑郁症的人跟没有抑郁症的人同样有可能升职。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7%。在2000年，有41%的受访者认为抑郁症患者升职的可能性比正常人小很多。但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5%。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正常化也以一种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非法休闲》（Illegal Leisure）一书的作者表示，年轻人使用消遣性毒品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本书中，研究者对年轻人吸毒的情况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详细的纵向研究，他们认为，如今人们将吸食毒品（主要是大麻、但也有麦角二乙酰胺迷幻剂、安非他命和摇头丸）当作是一种休闲活动，而非叛逆的行为。该书写道："新一代的吸毒者不再被认为是疯子或者坏人或来自亚文化群体——他们只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判断失误被正常化，然后被放大，最后导致了一场重大灾难。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升空仅73秒之后就解体了，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此前，专家已经警告过，1月份的佛罗里达州特别寒冷，温度在零度以下，挑战者号的O型环可能会出问题。但负责调查这起空难的特别委员会表示，专家的警告被忽视了。

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调查这起爆炸事故的委员会成员，他指出，技术人员在建造航天飞机的过程中是这么想的，他们用之前受过侵蚀的O型环做过测试，什么事故都没有发生，这表明"今后飞行的风险也不高，我们可以略微降低一点标准，因为上次侥幸成功了"。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异常现象被正常化"——相关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些异常，以至于认为这是正常的，尽管这些异常明显违反了安全条例。社会学家、《挑战者号发射决策》（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一书的作者戴安·沃恩（Diane Vaughan）表示，这种异常已然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时候，人们会有意识地操纵标准，以改变其他人的态度，从而达到"正常化"的目标。这个社会对于有学习障碍人士的看法的转变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1959年，正常化原则被写进了丹麦法律，规定有学习障碍的人士应该拥有和其他人尽可能一样的生活条件。自此，正常化原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展起来。

本特·尼耶博士（Dr Bengt Nirje）是最早倡导这个原则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致力于推动有学习障碍人士的正常化，当时的社会仍然在区别对待这类人。他的努力给世界范围内构筑社会关怀的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使这些人不用再长期住院，终结了制度化的环境——反过来，这又改变了公众对于残障人士的看法。

这个理念被引入了美国，但直到几十年之后，人们的态度才发生了真正的改变。1974年，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办的第二届唐氏综合症大会上，威廉·布朗斯顿（William Bronston）发表了讲话。布朗斯顿积极推动美国残疾人的维权运动。他告诉观众，"那些存在精神障碍的人至今仍被视为'低等人类'，就像'动物'、'物品'或是'植物'一样"。他建议，可以用一些正面的用语，如"我们、我们的、我、正常、全部、好的、大多数、聪明的、调整过的"等等，代替一些带侮辱性的词语，如"他们、迟钝的、异类、少数……"，这样就可以达到"正常化"的目的。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不去加强、改善或正常化人们的印象和期望，使用名字和标签的用意何在呢？"

在绿色环保领域，态度正常化也被视为改变现状的一种有效途径。2011年，金斯顿商学院（Kingston Business School）的研究人员撰写了一篇题为《让绿色变成常态》（Making green normal）的论文，他们建议将支持环保的行为定位成主流行为，而不是小众行为，同时，将不可持续的非环保行为定位成异常行为。所以说，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源进行回收再利用，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广告鼓励人们回收利用资源，人们也更多地谈论环保行为。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英国有40%的家庭垃圾得到回收、堆肥或再利用，相比之下，1983-1984年的这个比例只有不到1%。

有时候，在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形容为"正常"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欢迎"正常"，保护"正常"，也会被"正常"所俘虏。我们可能会担心一样事物被正常化了，而另一样事物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漂进或者漂出正常的范畴。"正常"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仅仅是普及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重视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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