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解放运动 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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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有性行为?

许多人的答案或许会提到繁衍后代。性行为是造人的基本方法。

但如果性与繁衍后代几乎没有关联,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它呢?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自此,大约有800万人通过体外受精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未来随着鉴定胚胎基因风险的工具变得越发成熟,这个数字还可能极大地增长。格里利(Henry T Greely)著有《性的终结及人类生殖的未来》(The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一书,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最大的预测是未来人们仍然会有性行为——但以生小孩为目的的比例将不再那么高。在未来的20到40年,全世界大多数享受良好医疗保障的人会选择在实验室里孕育下一代。”

格里利在书中探讨了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技术所面临的法律和道德挑战。“如常,很多人会对这件事产生本能的排斥,但时间证明,利用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出生的孩子也并没有出现两个脑袋、一个尾巴的情况,”大众就会包容这种方法,倾向于通过无性的方法繁衍后代。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婴儿在实验室里诞生;仅有少数女性选择通过性交怀孕;性道德与生育率无关——性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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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生物学意义上,性行为的目的似乎很明确——繁衍后代(Credit:Getty Images)

“性的目的是什么?”

哈尔伯林(David Halperin)有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大胆出位,其中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性行为总要有一个“理由”。这种观点未必是坏事,毕竟,人类要在心智和情感上有好奇心。作为一种花大部分时间进行高层次批判的动物,体验性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可能的含义总结成理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人类性行为有显而易见的生理原因,它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是繁殖和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驱动因素。事实上,西方传统里保持至今的正是这两个原因,都围绕着我们哲学上所说的“telos”,也就是终极目标。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s)为了遏制自我放纵,尝试赋予性行为一系列含义:如果沉迷于性爱的欢愉是为了繁衍后代,就没有问题。众所周知,这一道德思想也通过奥古斯汀(Auguestine)被基督教传统思想所吸收,进而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只要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那么性就是道德的。(在此说明,虽然这一理论是作为基督教道德观呈现的,其起源却是其他地方。事实上,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就用自己的表达,赞颂了一对并不是夫妻的爱侣之间狂野、色情的性爱。随后,基督教评论家错误地阐释了这一首诗。)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发生性行为的其他重要原因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在公元前4世纪所著的《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中写下了以下的三段论:

“根据情欲的本质,比起性交,人们更愿意被爱。情欲更多是对爱而非性交的渴望。如果情欲主要是为了性,那么性就是情欲的终结。亦或者性交并不是一切的终结,也可能是为了被爱。”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爱是情欲的终极目的。爱并不以性为目的……而是性以爱为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人们发生性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人和被爱。性并不是为了某一些事情而做,而是为了某一些更高层次、更高尚的东西。

像许多人一样,亚里士多德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但他从未试图证明这种假设的合理性。然而至少按照哈尔伯林的解读,他确实证明了“性并不是情欲的最终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哈尔伯林认为最有趣的问题并不是关于性和爱之间的关系,而是性和情欲之间令人惊讶的关系。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那么性并没有任何情欲的目的——它真正的目标在别处。简而言之,性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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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性的最终目的不是情欲,而是爱——当今许多人也许仍然这么认为(Credit:Getty Images)

那么人们为什么发生性行为呢?为了生育和建立亲密关系,那当然。但是这些只是许许多多可能的答案的其中两个。和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发生的原因。以食物为例,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吃东西很容易理解,而且我们要一起吃东西——毕竟,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把资源集中在一起是有优势的(更多是为了集体而非个体)。但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现代饮食文化的场景中,就越来越难确定我们和食物之间这种关系的确切目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经常乐于做无用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很享受,因为参与这种活动能带给我们快乐——这种快乐不会让我们问出“为什么?”这种问题。哈尔伯林写道,有可能“性行为本身毫无意义的时候才真正有意义。”

或许是时候承认,大多数人发生性行为是为了享受——即便是我们之中最虔诚的人也是如此。

平心而论,性行为总是有某些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会去做其他事情了。但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挑战这一个观点——只应该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进行性行为。

在这一方面,口服避孕药是革命性的,让一些人充满恐惧。赛珍珠(Pearl Buck)在1968年《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人都知道避孕药是什么。它很小,但对我们社会的潜在影响甚至可能比核弹还要具有破坏性。”和许多传统人士的观点一样,赛珍珠的论点似乎是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看法,认为没有目的的性行为会让文明走向终结。对这些人而言,所谓的性解放就是当代性行为容忍度放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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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对性的新看法,挑战了许多禁忌(Credit:Getty Images)

虽然性解放常被认为是邪恶话题,会让有意义的谈话不欢而散,因此在许多重要的对话中常常被避讳,但研究人员发现,公众对性的看法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悄悄改变。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特恩(Jean M Twenge)研究了美国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对性的态度。她的结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美国人对婚外性行为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这与过去研究发现的宗教倾向下降、个人主义特质增加的现象一致,许多美国人认为性行为不需要受到社会习俗的限制。近几代人也用行动支持了这一观点。与20世纪早期出生的人相比,他们成年时期的性伴侣数量显著提高,而且随性所欲的次数也更多。

特恩指出,出于种种原因(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一个地区的人对性的态度仍然可能不尽相同,但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的性态度和性行为都会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

因此,我们对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有关。我们的性道德观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发生过变化,也会继续改变,或许速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什么是自然的?

性行为和人类其他行为一样,都有来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从宇宙生命起源、远早于人类起源的时期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蜿蜒的动物进化旅程,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性行为、性态度、性道德观。

但即便我们仅关注人类这一物种,我们也会发现许多证据,证明有些传统的性观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形成。我曾经听过一位美国福音派(American Evangelical)传教士谴责同性恋,在他的教会信徒听来,他的论据像是一个笑话。“我无需提醒大家,两个男人不应该在一起。即便是农场里的动物都知道!”这位牧师认为同性恋是不自然的,因此动物并不会进行同性性行为。

但动物确实会这么做。有500多种动物有同性性行为,而日本猕猴、果蝇、面粉甲虫、信天翁、宽吻海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确切来说,动物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但也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同性恋。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但鲜有考虑过的事实——人类按照自己的性行为定义自己,这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异性恋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意义;具体来说,它的意义在于其被塑造之时就处于同性恋的对立面。如果你想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可以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卡茨(Jonathan Ned Katz)在《异性恋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一书中也提出这个问题:“把世界按同性恋和异性恋划分到底符合谁的利益?”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因为看起来像同性恋而被嘲讽的儿童都知道,这种划分方法并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这种按照同性和异性恋划分的方法还将持续多久。2019年舆观(YouGov)公司的调查发现,千禧一代中,每10人就有4人不认为自己“完全是异性恋”。这或许更能说明了性取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不是性取向本身发生了改变。简而言之,与30年前相比,根据性取向来界定个人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性取向和同性性行为是健康自然的,那么根据性取向来界定社会身份也不再那么重要。

或许我们越是将性与其原因分离,人们就越不会去想性行为可能的含义以及其对个人身份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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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企鹅就以亲密的同性伴侣而著称(Credit:Getty Images)

探究性目的更多是异性恋文化的绊脚石,而非同性恋文化。同性恋人群没有了怀孕和(直到近期实现的)婚姻的束缚,可以随心所欲为了性而发生性行为。

这里并不是说同性性行为并不带有目的:当然,它可以有很多目的,包括爱在内。但历史上来看,同性恋文化似乎更能包容这样的观念:性并不一定要有目的,也并不总是想要一个目的。当然,这似乎可能会破坏人们长久以来坚信且珍惜的关于性的文化观点和道德观,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人们歧视同性恋。

和许多儿童一样,我接受的教育让我曾建立起这样的唯一道德判断标准——性行为应当仅仅发生在忠诚的、一夫一妻的关系(通常是婚姻)内。但最终,我开始质疑这一标准,特别是因为教导我这些东西的人也同样告诉我,人类是几千年前上帝创造的。如果他们的生物学知识这么差,那我为什么应该在性这个生物学相关话题上相信他们呢?

我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对于无法通过性行为生儿育女的同性恋人群毫无帮助。宣扬一种让相当一部分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性道德标准,往好了看就是虚伪,往坏了看就是残酷。许多异性恋性行为并不会让新的生命诞生,但从来没有人会像谴责同性恋的非生殖性行为一样,认为异性恋的非生殖性行为是不自然的。

值得庆幸的的是,反对同性恋的意见大体呈下降趋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对141个国家的不断变化的态度展开了调研。1981到2014年间,其中57%,也就是80个国家的人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但也有坏消息:研究人员发现,虽然那些传统上接受同性恋的国家(冰岛、荷兰、瑞典、丹麦、安道尔、挪威)容忍度越来越高,但那些原本接受程度就不高的国家(阿塞拜疆、孟加拉、格鲁吉亚、加纳)容忍度变得更低。虽然一贯的反同性恋态度仍然不容小觑,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调研的大多数国家对同性恋的容忍度都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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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西方正在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而且许多国家为更坦诚地讨论性问题创造条件(Credit:Getty Images)

对同性恋的广泛接受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媒体树立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正面形象、大众对医疗和心理学机构的支持,以及大多数人自己就和这些人相熟。(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钢琴老师、花店店主、牧师或者当地消防员是同性恋,他就更不会认为同性恋人群想要摧毁文明了。)

当然,同性恋人群并不总是完美性道德的范例。在这里我针对男同性恋群体展开讨论,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群体。男同性恋对特定身型(比如肌肉型、精瘦型)的持续推崇传达了一种信息——那些达不到这种审美标准的人(也就是绝大部分人)劣于那些达到标准的人。有了Grindr(同性恋社交网络平台)等技术,这些严苛的标准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在Grindr上,男性被简化为自己身体部分的照片,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很快就被人屏蔽了。羞愧的是,“胖子和娘炮勿扰”这句话在同性恋交友软件上常被使用,这意味着在性道德方面同性恋们仍然有待提高。

但即使有这些短处,同性恋文化也一直在为思考性道德提供新的角度——这些角度并不掺杂生育、婚姻、爱,甚至不涉及忠诚或一夫一妻制关系。就以2005年的一项调查为例,40%的同性伴侣支持开放式关系,相比之下,仅有5%的异性恋伴侣表示支持。如果这类性经历真的成为常态,正如某些人所说,一定是同性恋人群开启了这扇门。

我想一些异性恋人群可能对这种观点感到不满,但我们很难假装异性恋文化就占据了性问题的道德高地。2019年的流行文化充满各种有问题的异性恋关系、出轨和婚姻。这种历史学家坚信始于19世纪的“传统的”异性恋性道德,已经被人尝试过而且现在已经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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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历史上,我们对性和身份的理解在不断地演化(Credit:Getty Images)

许多年来,各类未来学家都在预测未来的性会是什么样的。从虚拟色情片和人工加强性器官技术到远距离性行为(即人们远程通过触觉技术互相让对方达到高潮),未来的性会变得更数字化、更具合成性,不那么有机,也不那么混乱。

然而虽然毫无疑问未来会伴随着重大技术革新,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将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些改变将涉及新的想法。

关于生育会有新的想法出现。自1978年以来,通过试管技术出生的婴儿已超过800万。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越来越负担得起相应的费用,试管婴儿人数必将大幅增长。计划生育和避孕也有助于在文化想象中分离性和生育。如果格里利关于移植前基因诊断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接下来的40年中的某个时刻,婴儿出生的方式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的发展,移植前基因诊断将变得“简单”(易获得且价格合理)。以下是格里利在《卫报》中对研究的总结:

“一对想要孩子的夫妇将去诊所看病——丈夫会留下一份精子样本;妻子会留下一份皮肤样本。一两个星期之后,这对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会收到关于用他们细胞制成的100个胚胎的信息,告诉他们根据胚胎基因组的预测,这些胚胎的未来会如何……然后他们选择将哪些胚胎移植到子宫进行怀孕和分娩。”

人们可能对“设计婴儿”的想法感到愤怒。但我们要记得,大多数生小孩的人都基于各自的特征选择配偶,而且完全清楚这些特征可能会遗传给后代。这样以来,我们就很难在传统的性行为生育以及格里利所描述的这种技术之间画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人们对一夫一妻制和忠诚也会有新的看法。人类预期寿命较低时,一生仅有一个性伴侣似乎更容易实现。但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上升。从1960年到2017年,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20年。到2040年,人类寿命预期将再增加四年。对一些未来学家而言,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例如,奥斯塔德(Steven Austad)认为,第一个活到150岁的人是在2001年之前出生的。如果我们要求某一个人在130年只能有一个性伴侣,这有多现实呢?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看那么远。即使是现在,离婚和再婚率仍在持续攀升。2013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调查显示,十分之四的美国婚姻夫妻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再婚的。也许,随着预期寿命变得更长,“直到死亡让我们分开”将不再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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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性取向还会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吗?(Credit:Getty Images)

人们对性认同也会有新看法。如果性不再有除了性以外的任何意义;如果孩子不会因为“不同”的性取向被人嘲弄;如果繁衍后代发生在实验室;未来的人类可以随意与男女发生性关系吗?或者他们是否愿意培养自己的性欲?性取向和认同的概念是否与古老的生育概念联系在一起?将来,只有在历史课堂上才能听到“异性恋”和“同性恋”这样的词汇吗?

这些想法将继续变得更加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引发主流文化重新思考其对性道德的看法。

我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听到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也许与性有关的真正奇怪的事情就是享受它。”我当时并不同意,但我现在意识到她说得恰到好处。

也许性永远都是有目的的——但这个目的将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什么事或什么东西。性的目的将变为服务我们这些有性行为、享受性行为的人。除了性带给人们的同理心和享受——除了身体上的愉悦感受、与人建立社会联系和实验之外,性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未来,性的意义就在于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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