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大屠杀纪念碑立意良苦:七万石块组成的“绊脚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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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东北边安静郊区的一条死胡同里,弗里德兰德(Michael Friedrichs-Friedländer)迅速把我带进车库。他警惕地瞥了一眼路的尽头,好像在查看我是不是独自前来。

他说:“我希望你不要提到确切的位置。邻居们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不想惹麻烦。”

车库里弥漫着新鲜水泥的味道,还残留着浓浓的咖啡和香烟味。午后阳光透过通向花园的后门照了进来。墙的另一端钉着一张大幅的德国地图。角落里放置着一个简易的工作台,桌面上放着一把锤子、一套金属雕刻刀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串名字、日期和“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词。

在过去的14年里,弗里德兰德一直致力于将纳粹大屠杀受难者的命运用手工雕刻在被称为“绊脚石”(Stolpersteine)的小纪念牌上。这些面积不到10平方厘米的黄铜纪念牌会粘贴在一块立方体水泥砖上面,然后嵌在大屠杀受难者最后自愿居住过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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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这些“绊脚石”是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牌(Credit: Getty)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70000块这样的石头,使用20种不同的语言,遍布24个国家的2000多个城镇,包括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荷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散纪念碑。

这些遍布世界的“绊脚石”每一个都是独特的。绊脚石计划的口号是“一位受难者,一块纪念牌”,这是来自犹太教宗教文献《塔木德》里的话:“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

每块碑石上的铭文都以当地语言如此开头“这儿住着……”,然后是受难者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最后的命运。有的受难者流亡到另一个国家。有些则选择了自杀。只有少数人有幸从集中营获得解放。而绝大多数被驱赶到集中营后被杀害。

这个计划始于1992年,当时在科隆的艺术家德姆尼戈(Gunter Demnig)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为大屠杀中的辛特人和罗姆人受难者设立纪念碑,当时这些受难者通常被称为“吉普赛人”。他将这些纪念碑称为“绊脚石”,这是一种隐喻。他最近告诉CNN,“这些石头并不会真的绊倒你,但你若是脚被绊了一下,停下脚来看,你必须低头鞠躬,心怀敬畏。”

对于德姆尼戈来说,每个纪念碑都被嵌在受难者最后的故居前,这个位置对纪念碑的影响很重要。最近,他在接受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采访时表示:“当人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甚至房子里看到这些碑石时,对当年的恐怖能够感同身受。”

到2005年,项目规模已经大到德姆尼戈已无法亲手制作和安装每一块纪念碑了。同年,他邀请了弗里德兰德参与制作。

弗里德兰德说:“见面5分钟我就知道我们俩能合作。对我来说,这是你能拥有的最强有力的大屠杀纪念形式。你把受难者的名字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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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每一块纪念碑都不同,上面写着受害者的名字、出生日期和最后的命运(Credit: Adam Berry/Alamy)

弗里德兰德身材魁梧,说话轻声细语,有条不紊地在这个不向公众开放的车库静静走动。他独自一人默默工作,每周工作六天,至少50个小时。他坐下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揉了揉充血的眼睛。这时已快到下午4点钟,他还没吃午饭。

他说:“需要血液的是我的大脑,而不是胃。”

弗里德兰德手工雕刻每一块纪念碑。一个个戳痕、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受难者的结局。尽管现在等待雕刻的受难者名单已经排到了至少九个月后,但他仍然强烈反对用机器雕刻。

“一旦用上机器,这些纪念碑就没有意义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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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弗里德兰德手工雕刻每一块纪念碑(Credit: Aleksandra Koneva)

迄今为止,弗里德兰德已经用20多种语言雕刻了6.3万多块“绊脚石”。这项工作经常会给人带来心理创伤。当讲述汉堡一家前犹太孤儿院的34块石头的故事时,他的眼睛饱含泪水。这些受难的孩子都在1到6岁之间。

他说:“谈到孩子,心情总是特别难受。”

这些纪念碑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个人的生命,同时还追溯了纳粹驱赶犹太人到隔离区或集中营这一罪行。同一栋建筑前的多块纪念石头表明,盖世太保(Gestapo)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栋房子里,把这些住户的邻里和家人拆散,分别驱赶上去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里加犹太区(Riga)、凯泽瓦尔德集中营(Kaiserwald)和奥斯威辛的生离死别之路。

弗里德兰德说:“我为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大家庭做过纪念碑。整个家庭四分五裂,家庭成员们全部被驱逐到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当他们的纪念碑被放置在同一座楼房前时,“这个家庭团聚了。”他解释说:“重新聚在他们曾经共同居住的房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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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自1992年以来,一共有70,000多块“绊脚石”被镶嵌在了全球24个国家(Credit: Sean O'Connor)

这些纪念碑也增进了楼房或街道当今居民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绊脚石”都是由当地社区研究受难者资料并提供制作资助。

柏林一位退休的校长谢尔韦(Dietmar Schewe)最近和邻居们合作促成了一组“绊脚石”的建立。他说:“我们这个公寓楼第一次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

同样,“绊脚石”还帮助受难者幸存的家庭成员团聚。那些研究“绊脚石”的人必须尽可能多地与受难者家属取得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批准,并邀请他们参加铺石仪式。

谢尔韦邀请了来自以色列的25人参加在自己的公寓楼前举行的纪念仪式。

他说:“整个过程十分和谐、感人。我们能够向参加者准确地指出那家公寓是他们的亲人曾经住过的。这是小型的相聚,但能够见到亲人真实生活过的家,这样的相聚也是无比重要的。”

弗里德兰德给我讲了另一个在科隆(Cologne)举行的铺石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34名亲属在科隆共聚一堂。他说:“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亲戚。”

“绊脚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德语世界的许多学校现在都把这个项目纳入了课程中,学生们会聚在一起研究当地的大屠杀受害者。这是弗里德兰德之所以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自己年轻时在德国遇到过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老师、家长……没有人想跟你讲这些事。好像第三帝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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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大多数“绊脚石”都是由当地社区经过调查研究并提供资助而完成(Credit: Getty)

夜幕降临,弗里德兰德打开了车库里的灯,柔和的灯光洒在一堆准备运往柏林各地区的纪念碑上。新刻的碑文就像原始的电报,每一块都详细记载着一个被偷走或毁掉的生命。

晚上,弗里德兰德会锁上车库,散步,买些生活用品,和家人一起吃晚饭。他努力不把工作带回家,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说:“有一段痛苦的日子我能做的只有哭。”绊脚石的整个意义在于其所承载的人性,是与每个受害者的生命和命运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

弗里德兰德接着说:“必须有人见证这一切。必须有人承受这种苦难。如果哪天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成了例行公事,见怪不怪了,那我就会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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