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密码:为什么法国人爱说“不”

在法国,几乎对所有问题、请求或建议,例行答案都是“不”这个字。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在法国,几乎对所有问题、请求或建议,例行答案都是“不”这个字。

“不,不可能。我一直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航空公司订票的服务生一直这样说。我们在电话里争吵了20分钟,我只不过是想换一张我用全价买来原本可改日期的机票而已。我静静地坐在家里,眼睛环视我们巴黎公寓的典雅装饰,看著19世纪的镀金镜子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花卉浮雕。在法国生活18年,身边尽是艺术之美,我学会了把这看作是对生活在一个几乎对所有问题、要求或建议的例行答案都是令人沮丧的“不”的社会的一种补偿。

与法国亲友讨论他们使用法文单词“non”(即“不”)之普遍,以及为什么“non”几乎已成法国的例行口语,听起来就像为法国演员杰拉德·德帕迪约(Gerard Depardieu)写的的喜剧脚本一样。一位60来岁的CEO反驳我说,“不,这不是真的,我们并不总是先说‘不’”。 律师的回答是,“不,你是对的,即或我们赞同,我们也要先说这个‘不’字”。年轻的艺术家则沉思着答说,“不……我不知道为什么……”

法国喜剧演员奥利维·吉劳德(Olivier Giraud)在他的个人秀《一小时变身巴黎人》(How to become Parisian in one Hour)中分享了他观察法国文化十余年的洞见。他解释说,“以‘不’作回答,让你有机会随后说‘是’。相反,当你一开始就说‘是’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说‘不’了。我们不要搞忘了,法国人是爱抗议的民族,抗议总是以说‘不’开始。”

确实如此,自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以来,法国人大致从来没有停止过抗议。法国人的第一波抗议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终结了900多年的君主统治。在当代, 今天又有黄背心抗议者走上街头。2018年11月穿上黄背心的示威者上街抗议调高燃油税,自此抗议持续不断,每到星期六都有黄背心为新的议题而上街,并且时有暴力发生。看来对许多法国人来说,游行抗议已是一种法国人特有的国民兴趣爱好。

《法语对话的密码》一书的两位作者朱莉·巴洛和让·纳多赞,同吉劳德一样,对法国人的例牌口语“不”做了同样的解释。两作者认为,说不是来自于法国人对抗议示威的痴迷。他们在书中说,“法国大革命就是声言,所有公民都有不可剥夺的表示拒绝的权利。‘不’具有一种‘下层阶级的复仇’的性质,但似乎又满足了每个法国人和任何阶级内心深处自认为是贫穷农民或无产阶级的呼声。”

除了走上街头,法国人还创造了各种说“不”的方式。若回答,“此事有些棘手(Ca risque d' etre complique)”,这可能是一种表示拒绝最委婉的回答。答以“根本办不到(C ‘est hors de question)”,可能是最明确地说“不”,断然拒绝了请求者力争同意的希望。

但希望还是常在。巴洛和让·纳多在书中说,“与一般看法相反,法国人确实会倾听,但这通常发生在他们说了几次‘不’之后。这需要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有时还需要大量的交谈,但你几乎总能在一个法语‘不’后面找到‘是’,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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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789年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以来230年,法国人示威抗议大致未断过。

回到我的公寓,电话那端现在已经被激怒的订票服务员怒气冲冲地说:“你还要问我多少次是否能把这张机票换成明天的班机?”我私下笑了笑,知道我会不断地问,直到问题解决。多年来我发现,法国人的“是”经常隐藏在说话的语境中。

语境包括说话语气、肢体语言、环境和现场情况,基本上是所有难以言传的东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 Business School)教授埃琳·迈耶(Erin Meyer)在她的著作《文化地图:打破全球商业的无形边界》(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y of Global Business)中,列出了八个衡量文化差异的尺度。第一个量表讨论了语境在沟通中的作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属於低语境文化,人们通常会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他们想什么。然而,法国,如俄罗斯和日本这些国家一样,是属于高语境的文化,“优雅的沟通交谈复杂而微妙,并且是多层次的。真正的含义要在言外之意,或字里行间中才能体会到。”

迈耶怀疑导致这种表达差异的一个因素可以从数字中找到。根据她写的书,英语有50万个单词,而法语只有7万个。这意味着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能有确切的单词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法语为母语的人通常必须把一系列单词串在一起来传达他们的想法。这不仅迫使法国人在语言上要玩一些花招,也让他们习惯于模棱两可的表达。因此,说“不”在法国并不总是真的意味着“不”。

习惯于说“不”也并不意味法国人本质上是一个消极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不”是从学童时候开始。法国孩子写作文的时候已开始学习如何提出正命题、反命题和合命题,作辩证推理,这教会他们论证自己的观点,反驳自己的论点,然后得出结论。迈耶在书中说,“因此,法国商人本能地以这种方式与人会谈,视言谈的冲突和不协调是为了揭开隐藏的矛盾,以此激发新的思考。”事实上,法国人说“不”,言外之意往往是邀请对方辩论,要对方来沟通,促进彼此了解。这鼓励了在不同的场合形形色色的说“不”方式。

法国人所说的“不”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不”,即“我不知道”的“不”。巴洛和纳多估计,他们所遇到的说“不”中,有近75%是为了掩盖自己无知。这可能来自害怕犯错会被嘲笑的恐惧。这是法国学生进小学后首次遭遇到的恐惧感,因为每个学生的成绩会在班上公布,这会营造出羞耻和心灵易受伤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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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法国人惯于说“不”始于学童时代。法国孩子所受的教育把争论和说“不”视为激发脑力的刺激素。

当青少年学生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一系列的毕业试 ) 时,这种恐惧感会进一步加剧。法国学校成绩打分非常的苛严。20分为满分,获得12分评为良好,获得20分满分几乎是闻所未闻。成绩会公布在网上,让全世界都知道,并让学生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达到12分良好成绩,如果获得良好成绩,又必须解释为什么没有拿到更高的分数。经过13年中小学的煎熬,在法国教育体系中能熬出来的幸存者终于可以松口气,学会了说“不”以引起讨论,而不是给以肯定但却可能是错误的回答“是”。

也许最容易对付的“不”,就是以挑逗调情的方式说“不”。伴之以眨眼和微笑,任何人都可以用调情式地说“不”邀请对方闲聊一阵,无论是卖肉的屠夫开玩笑要顾客乞求他切下一块肉,还是一位小孩希望得到款待。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以挑逗方式说“不”可以诱使顾客每天下午都光顾同一家咖啡馆,与友好的服务员聊天闲谈。其他时候,这种轻浮的说“不”,就像所有的游戏一样,也会令人生厌。

而威权式的说“不”则令人相当头疼。巴洛和纳多认为,很多法国人说“不”是因为他们总怕因为犯错而受到指责。尽管这在各行各业都是事实,但法国的官僚们则将说“不”纳入既陈旧又低效的复杂官僚体系中。

例如,我去法院申请公民身份,办事员告诉我需要好一些文件,然后递给我一支笔和一张白纸要我把所需文件的名字一一记下来。其实只要网上出一份告示就可以说明申请者需要哪些文件,这样也比较有效率,但由于没有这样的告示,我在整个申请的各个程序中,都会被工作人员说“不”而留难。事实上,法国公民到政府机关办理任何事,并不需要有一个所需文件清单。他们最好按照约定时间抵达,只要带上他们的出生证明、于最近三月内发出能证明他们永久地址的文件,以及他们的身份证明和银行资料的复印件,所有复印文件一式三份即可。虽然这一套文件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办完手续,但对付无数官僚的说“不”可以说是相当可靠的。

冲口而说出的“不”可能是所有“不”中最亲密的一种,在朋友和生活伴侣中很常见。21世纪初,我会晤法国文化顾问、《法国是敌还是友》(French or Foe)一书的作者波莉·普拉特(Polly Platt),讨论在法国成家立业的问题。在巴黎高级的第七区普拉特的公寓里,她向我讲述了如何从法国丈夫那里获得“是”的策略。例如,计划夏天度假,她会先建议一个她其实并不感兴趣的度假地,她知道丈夫一定会说不,原因也许是地方太热,比如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也许是离她娘家太近,比如美国费城。然后她提出会带来另一堆问题的第二个建议,比如建议去法国蔚蓝海岸尼斯的内格雷斯科酒店(Hotel Negresco)这样的地方,丈夫于是会抱怨人多和旺季酒店房价贵。到这时,她才提出她心中真正的第一选择,去他们在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第二个家度假,于是丈夫爽快地回答,“好的”。她知道,如果她一开始就说要留在离家如此近的地方,丈夫会不假思索地说“不”。

我希望订票员开初也是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不”,于是我重新解释了我需要第二天一个航班。她回答说,航空公司要求提前一天通知才能换票。我问这一天是指24小时之前的一天,还是日历上的一天。因为这不是一个“是”或“不是”的问题,她答复我这是日历上的一天。我于是问道,“第二天第一个航班是什么时候?”那是午夜过后的五分钟,只是比我一直想预订的航班晚35分钟而已。

终于,我获得了订票员的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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