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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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笑容满面?(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政府能策划出一个幸福的国家吗?

阿联酋政府认为能。上周,该国政府宣布,他们已经选出了60名“首席幸福乐观官员”,并将派遣他们出国学习幸福以及如何传播幸福。今年2月,该国还任命了第一位幸福部长,他的责任是让整个国家及其国民更加幸福。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6世界幸福报告》(2016 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全球156个国家中,阿联酋位列第28位。但该国希望到2021年能够跻身前5。

Image caption 迪拜小溪上的水上的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我们的社会希望以人民的幸福为首要任务,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幸福。”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在任命奥胡德·宾特·哈勒凡·阿勒·鲁米 (Ohood bint Khalfan Al Roumi)为该国首任幸福部长时说。鲁米是联合国全球企业家理事会(Global Entrepreneurs Council)的首位阿拉伯会员。

有些人并不认可这一做法。批评人士就对阿联酋对待外来劳动者的做法进行了谴责,而政治激进人士也将政府任命幸福部长的做法称作“奥威尔主义”(Orwellian),认为应该集中精力提高人权和法治水平。但阿联酋否认了外界对其人权行为的批评。

虽然历来比较保守,但阿联酋仍是海湾地区较为自由的国家之一;这里可以包容其他的文化和信仰,但政治上仍然实行独裁,由几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控制。

国家强制的笑容

Image caption 阿联酋男女在迪拜哈利法塔前高举该国国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幸福这种抽象的东西真的能成为目标吗?政府的这种做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吗?

梅克·维京(Meik Wiking)是丹麦独立智库幸福研究所(Happiness Research Institute)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政府可以在民众幸福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应该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在联合国《2016世界幸福报告》中位居首位。

“公共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他说,“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希望将最近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幸福,亚洲尤其如此。”

维京表示,韩国就是一个例子:该国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跻身为最富裕的国家之列,这种快速的增长对社会并非没有影响。

尽管已经非常富有,但该国民众的幸福感在全球仅排名第58位。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韩国年轻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主要源自学业压力和家庭期望。

Image caption 如果你很幸福,而且知道自己很幸福(图片来源:Plume Creative/ Getty Images)

回到阿联酋,该国目前尚未公布太多可能在今后实施的详细幸福政策。

自从新部长上台后,除了选出首席幸福官外,各个部门的公务员也都参加了一系列幸福研讨会,进一步学习这个项目。迪拜警察也将其社区服务部更名为“社区幸福总务处”,而且经常会在他们发布的推文里加上#YourSecurityOurHappiness这个标签,意思是“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幸福”。

与此同时,各个政府部门也都调整了客户调查用语,以便了解民众是否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感到幸福——而不仅仅是满意——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对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展开了调查,了解他们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上发布的帖子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幸福。

公关噱头?

索尼娅·爱德华兹(Sonia Edwards)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本职工作是营销经理,目前已经在阿联酋居住了10多年。她说:“说实话,我认为这更像公关噱头。我觉得政府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我不知道这些项目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

来自孟买的爱德华兹在迪拜遇到了来自英国的丈夫,并在这里与他结婚。她说:“这里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工作不稳定、职场歧视、房租过高、学费太贵,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更加幸福。但总体而言,幸福不仅取决于政府,还取决于每个人和他们自己的心态。”

阿勒·马克图姆坚称,阿联酋政府并不想控制人民的情绪。

Image caption (图片来源:arabianEye/Getty Images)

“政府的角色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和雄心,而不是创造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的环境。”他说。

“关键在于赋予人民权力,而不是支配他们。简而言之,政府应该营造一种环境,让人民可以创造和享受自己的幸福。”他补充道。

当然,从幸福规划的角度来看,阿联酋的背景也很有趣。在该国的人口中,阿联酋公民仅占15%左右,其他人都是到这里工作的临时居民或其家属,这就创造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游民社会。

阿布扎比扎耶德大学副教授、心理学家贾斯汀·托马斯(Justin Thomas)也认为,阿联酋任命幸福部长的确有些噱头的成分,但他说:“除了营造声势外,阿联酋政府也明白,幸福包含许多因素,其中那些深刻和微妙的因素绝不仅仅是任命一个部长就能解决的。”

“他们知道不能强迫人民幸福。”他说。

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院高级院士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曾经写过一本名为《追求幸福:幸福经济》(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 Well-Being)的书。她完全赞成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关注幸福,但她也对阿联酋的方法提出一些质疑。

“我不喜欢设立幸福部和幸福部长的方式。”她说,“我认为设有这种部门的国家——阿联酋、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都很低——会告诉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她还补充道,政治自由是全球公认的幸福因素之一。

“幸福是个令人困惑的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格雷厄姆说。她还警告道:“当政府开始使用幸福作为成功的衡量指标时,就可能出现一些伪科学。”

“如果在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将幸福作为政策目标,而不是积极投入,就有很多东西会被人操纵。”

背后原因

托马斯相信,改善人民幸福水平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抑郁和紧张情绪会导致效率低下,每年给一个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根据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数据,精神疾病是该国第一大伤残原因,每年给该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7,00亿到1000亿英镑。

“阿联酋这种有远见的政府正在认真关注此事。”托马斯说,“当然,这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这不是个技术问题,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人,但公开谈论幸福肯定是好事。”

Image caption 迪拜跟伦敦或纽约很相似,这里的人们总是忙个不停。(图片来源:Umar Shariff Photography/Getty Images)

但幸福政策真的接地气吗?如果值得投资的话,又该如何衡量呢?

“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但的确可以衡量。”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经济学讲师乔治·马克隆(Goerge Mackerron)说,他使用专门设计的手机应用从6.5万人那里收集了他们的幸福体验。

“第一个障碍是获得一个代表性样本。”他解释道,“之后还要了解因果关系。人们是因为做了某件事情而感到幸福,还是因为幸福所以才做某件事情?”

他表示,当收集好数据后,真正的挑战在于利用数据制定公共政策。

所罗门·姆旺吉(Solomon Mwangi)在迪拜码头的移动智能公寓楼里担任门童。这个28岁的小伙子6个月前来到迪拜,他之前在肯尼亚卖手机。

他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仍在内罗毕,而他则与另外5个人合住在迪拜市郊的板房里。

“板房条件很差。”他叹气道,“我们没有隐私,也不能自己做饭。工作内容也很无聊,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但我正在逐渐熟悉这里的居民,他们都很友好。”

姆旺吉还没听说过阿联酋政府的幸福计划,但他表示,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很高兴来到迪拜。“能来到这里工作,能养家糊口,让我感觉很幸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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