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会在什么情况下误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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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坚信一句格言:不起眼的事情往往最重要。”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如是说。这位小说中虚构的大侦探拥有无与伦比的逆向推理能力,他在破解各种疑难案件时,依靠的往往是一些极易被人忽略的细微证据。

现代法医学的缔造者们正是受到了福尔摩斯的启发。几十年转瞬即逝,他们的工具也大幅增加,这一学科战无不胜的光环同样越发耀眼。然而,法医学中仍然有一项极易被人忽略的关键漏洞,那就是主观性。

尽管福尔摩斯之后的各种侦探小说试图让我们相信,法医证据都源自精确的逻辑推导,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证据往往受制于科学家的个人观点,而非客观事实。

法庭上的科学

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2009年12月,唐纳德·盖茨(Donald Gates)拿着75美元和一张去往俄亥俄州的汽车票走出亚利桑那州的监狱。虽然他当初并未认罪,但仍然因为强奸和谋杀罪入狱28年。而当他重获自由后,焦点开始转向当初把他送进监狱的法医技术:显微镜毛发分析。

人类毛发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见的证据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法医经常通过毛发之间的物理差异,判断犯罪现场找到的毛发是否与犯罪嫌疑人的毛发相吻合——唐纳德·盖茨的案件就是如此。

当他1982年出庭受审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名叫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的法医出庭作证称,谋杀案受害人、乔治敦大学学生凯瑟琳·席琳(Catherine Schilling)身上找到的毛发与唐纳德·盖茨的毛发吻合。他还补充说,这些毛发源自其他人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

“这是一份很有力的证据,尤其是当证人是穿着白色实验袍的法医时。”彼得·诺伊费尔德(Peter Neufeld)说。他是“清白项目”(Innoc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利用DNA证据推翻错误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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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由于DNA测试可以揭示事件真相,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评估成千上万起案件(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然而,毛发分析并非绝对客观;我可能认为两份毛发完全相同,但你却未必同意我的看法。即使我同意两份毛发吻合,也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人可能与别人拥有难以区分的毛发。“如果有人说可能性是万分之一,那完全是在捏造数据。”诺伊费尔德说,“根本没有数据支撑这种论调。”

当DNA测试表明死者身上的毛发并不属于唐纳德·盖茨后,他终于沉冤得雪。此后又有两起类似的冤案得以洗清。正因如此,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评估成千上万起可能受到类似证据误导的案件。该机构上月宣布,在他们已经评估的268起受审案件中,96%都涉及到不够严谨的科学证据或者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其他错误。在这些案件中,有3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其中9人已被执行判决。

联邦调查局的评估未必会推翻判决,但这的确表明他们需要认真复查案件。参与这些案件评估的律师必须找出法院还获得了哪些证据。倘若这些案件以错误的毛发分析为依据,就有可能重审,为含冤入狱的被告洗清冤屈。倘若最初的物理证据仍然存在,DNA测试或许可以令真相大白。

令人震惊的报告

即便是指纹分析等可信的证据也并非无懈可击。研究显示,同一位指纹专家可能在不同的案件背景下,对相同的指纹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这些发现作为一定的事实基础,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发布了一份法医学现状报告。作为对一系列实验室丑闻和司法误判的回应,这份报告的结论令人震惊。“以错误的法医学分析为基础的证据可能导致无辜的人含冤入狱。”该报告写道,“从很多方面来看,法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既无法确定其方法的有效性,也无法确保其结论的准确性。”

这份报告不仅给美国的法医科学家敲响了警钟,也应该引起全世界法医界的警惕。“它暴露出我们使用的许多方法存在严重科学缺陷,既包括对不同证据的检验,也包括对这些证据的解读。”苏格兰邓迪大学法医学教授尼克·戴迪(Nic Daeid)说。

在各种法医证据中,DNA是最为客观的。由于涉及复杂的化学分析,所以DNA似乎在科学上十分严谨,成为了法医学的黄金标准。然而,陪审团似乎也不应该过快地相信他们在法庭上看到的DNA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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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即便是指纹分析等可信的证据也并非无懈可击(图片来源:Thinkstock)

2010年,当我还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担任记者时,便与伦敦大学学院的伊特尔·德罗尔(Itiel Dror)和美国爱达荷州博伊斯州立大学的格雷格·汉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一起研究过DNA的客观性。

我们从美国乔治亚州的一起真实的轮奸案中拿到了DNA证据,并将其交给17位经验丰富的法医,他们都来自同一家声誉卓著的美国政府实验室。

在最初的案件中,乔治亚州调查局的两名法医认定,根据DNA资料,最终被判有罪的凯利·罗宾逊(Kerry Robinson)不能从犯罪现场的样本中排除。但当这份证据展现在另外17名法医的面前时,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只有1名法医认为罗宾逊“不能被排除”,4名分析师认为证据不确定,12人认为可以排除。

然而,不能仅仅因为法医学包含主观成分就否认它的价值。这门科学仍然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帮助执法人员将谋杀犯、强奸犯和其他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主观性并不是个负面词汇。”德罗尔说,“这并不意味着证据不可靠,但的确存在偏见,也有可能受到背景信息的影响。”

降低主观影响

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保护措施,避免法医的判断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第一步就是确保他们不会得到无关信息,例如,不让他们知道有证人指认嫌疑人在犯罪现场出现过,或者不让他们知道嫌疑人之前有过类似的前科。另外一种措施则是向其披露相关信息——但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披露。“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为其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信息。但不要为其提供与工作无关的额外信息,否则就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感觉和判断。”德罗尔说。

至少在美国,这种措施已经开始落实: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医学全国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这一领域的客观性,并着眼于认知偏差等人为因素。但倘若要帮助法医学重新树立已然受损的声誉,还需要在其他地方部署类似的战略。

谈到推导和证明过程,我们仍然要向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小说中的英雄好好学习。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剔除其他因素,剩下的必定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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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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