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如何成為社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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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一詞往往令人浮想聯翩,想到一名少女正對著蘋果手機扮著鴨子臉,對周圍環境熟視無睹,想到冒險家懸掛在摩天大樓上,與死神近在咫尺。有些人認為,這些都是自戀文化的表現,說明社會正在衰落。儘管如此,自拍產生的文化影響卻更加深刻,複雜程度遠遠超過這些刻板印象。艾麗西婭·埃爾(Alicia Eler)是新書《自拍的一代》(Selfie Generation)的作者,她在書中打破陳詞濫調,將自拍比喻成一把雙刃劍,既能賦予權力,又能表達弱勢,是數字時代的特徵。

通常自拍被認為是一種物化或自戀現象,而如今不然,自拍在為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社群、移民和難民等邊緣群體賦予權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埃爾說,大眾媒體觸手可及,人們有機會接觸到各色各樣的人群,新一代個體不會因與眾不同或特立獨行感到恐懼,最終創造出了一面鏡子。"青少年是否會在某一時刻不會迷戀自我形像?"她提出了一個問題。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都希望受到認可,不能因此被人責怪,而現在認可只在輕輕一劃或一觸間。

早在2013年,埃爾為部落格「Hyperallergic」著有一篇題為《自拍呈現的女權主義政治》的文章,重點探討了有色人種中的女性與自拍。而Jezebel女性博客也曾發表了一篇關於自拍的文章,認為一大堆媒體報道帶有負面偏見,自拍是一種求助呼籲,埃爾的文章是對後者的回應。"事實上,我們能不能談一談自拍對於從來無緣登上主流媒體的人意味著什麼呢?"同年11月,女權主義漫畫書作家米基·肯德爾(Mikki Kendall)在推特賬戶上發此一問。雖然公開發表自拍行為本身將自拍人推向煽動性言論和仇恨言論的風口浪尖,但也實現了他們與全球範圍內潛在支持力量的聯結。隨著自拍的興起,曾經一度與主流無緣的邊緣人群已經變成偶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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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文化評論家艾麗西婭·埃爾分析了自拍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因此被《連線》雜誌(Wired )稱為"自拍符號學家"(圖片來源:Alicia Eler)

自2013年"自拍"被納入牛津詞典(Oxford Dictionaries)年度詞匯以來,在可見性與政治權力劃上等號的年代,這些當代自拍人像已經變得無處不在。從那時起,抵抗運動和抗議運動產生了新形式。不再局限於拉橫幅遊行或社區組織,更多採用具有分散性且易於改變的運動形式,或者在多個在線平台同時開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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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藝術家大衛·特魯羅(David Trullo)在作品《水仙》(Narcissus)中,用很多赤膊男性在衛生間的自拍照做成浴室瓷磚(圖片來源:David Trullo)

"他們的目的是以不同的邏輯尋求可見性 - 利用常見圖片、手段、主題標籤、身份政治和標誌性事件。"e-flux雜誌的作者伊姆加德·恩梅爾漢茲 (Irmgard Emmelhainz)寫道。

負面影響

當然,近年來有一個缺點變得尤為顯而易見的:監視。美國國家安全局暗中監視普通美國公民,大型社交傳媒企業採集叫賣我們的個人信息。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對外發佈最私人的時刻,似乎從未停止。即使他人利用我們的個人照片牟利,即使我們的每一個網絡行為都會受到監控,即使我們正在使用的工具會追蹤記錄我們的行動,我們依然熱愛自拍,

"與個人威脅相比,數字威脅已無足輕重。"埃爾寫道。到處彌漫著"我沒什麼可隱瞞"的態度,但對於同樣因自拍的可見性賦予權力的活動分子和藝術家而言,現實並非如此。在可見性轉化為政治權力的時代,即使利用今天的技術作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環境受到監視也會導致異見運動易於變化,原因是運動的數字足跡可能被進行反利用。這一點在公民新聞運動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利用智能手機錄製白人警察槍殺非裔美國人的視頻,還是記錄飽受戰爭之苦的敘利亞公民留下的最後信息,這一新型的"自我監視"在歷史上的政治事件中留下了一些令人動容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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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帕麗斯·希爾頓宣稱她與布蘭妮·斯皮爾斯於2006年發明了自拍(圖片來源:Paris Hilton)

埃爾援引了立岩(Standing Rock)爆發的抗議運動,美國能源傳輸公司(Energy Transfer)計劃在那裏建造大型石油管道,但遭遇美國本土社區的強烈抵制。奧格拉拉(Oglala)拉科塔(Lakota)部族後裔、詩人兼活動家馬克·提爾森(Mark Tilsen)在立岩待了好幾個月,他告訴埃爾,能源傳輸公司聘請的Tigerswan"反恐"承包商一直持續監視著立岩。提爾森說,電話接通後,通話背景音有時夾雜著沉重的呼吸聲——手機被竊聽了。那時有流言說,執法人員利用臉書(Facebook)打卡活動追蹤抗議陣營的人員情況,全世界有100多萬的人參加立岩打卡,聲援抗議人群。

我聯想到藝術家格倫·利根(Glenn Ligon)最近在Instagram的發帖:他發了一張蘋果手機的屏幕截圖,我們從中看到了無線網絡菜單的圖片,第一個網絡上顯示的是"聯邦調查局監視車#9013C"。附近是否真有聯邦調查局的監視車?我們無從可知。但埃爾認為,分享或打卡活動也可以被理解為更複雜的自拍行為。自拍在受到監視,抑或是肉體遭遇危險時,可理解為一種聲明手段,聲明"我在這裏,我還活著,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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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拍下拍照的瞬間,菲律賓婚禮派對上自拍,記錄特殊的時刻(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自拍和網絡運動如何發揮作用?2017年12月,與哈里王子一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廣播4台(BBC Radio 4)電台採訪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表示,要想對現實國際社會產生影響,網絡運動需要走到"線下"。奧巴馬告訴王子,網絡的匿名性為一切事物蓋上了面紗,人們很容易成為惡意的煽動者或坦率的政敵。但如果你同他人坐下來推杯問盞,對方身份的複雜性就變得非常明顯,有可能坐在身邊的人令你完全出乎意料。否則,我們的觀點想法只能通過社交媒體的反饋來不斷強化。

自拍肖像

很快,藝術家們便利用自拍作為豐富的主題和素材。2003年,萊恩·麥克金利(Ryan McGinley)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舉辦首次個展《孩子們沒事》(The Children Are Alright),自此一舉成名,成為有史以來打上這家著名博物館印記的最年輕的藝術家之一。許多人因其作品的爭議主題而望而卻步,另一些人則為作品的原始性而歡呼雀躍,作品繪出了紐約和美國某種反烏托邦青年文化的肖像。除了未經審查的文件之外,麥克金利還將照相機鏡頭對凖自己,記錄極為私密的自我肖像,這在後來被稱為"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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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除了拍攝青年文化之外,萊恩·麥克金利還將照相機鏡頭對凖自己,於是產生了2003年在惠特尼博物館展出的自拍像(圖片來源:Ryan McGinley)

據《紐約時報》報道,直到2006年,帕麗斯·希爾頓(Paris Hilton)才宣稱其與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的合照發明了自拍。藝術家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挪用Instagram的自拍在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作為當代藝術印刷出售,金額高達六位數,引發了大量爭議。最近,攝影師唐納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起訴其侵犯版權,將爭議推向了頂點。目前該事件仍在持續。可以肯定的是,雖然這兩位攝影師因受到爭議而獲得了可見性,但圍繞這一事件的依然是古老問題,即到底什麼作品才能被視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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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藝術家布蘭農·羅克韋爾·夏蘭將家人肖像與其人體照片合在一起(圖片來源:Brannon Rockwell-Charland)

毫無爭議的是,年輕的藝術家對自拍的態度更加細微。在《自拍的一代》一書中,埃爾提到了一批新興的藝術家,例如派裏格萊茵·霍尼格(Peregrine Honig),他創造了一個專門為自拍目的舉辦的繪畫作品展,並且布蘭農·羅克韋爾·夏蘭(Brannon Rockwell-Charland)也利用自拍在線創作了她的藝術家形像。羅克韋爾·夏蘭說:"出於對黑人女性身體產生的盲目迷戀,是自拍讓我產生一種控制感。藝術家吉莉安·梅爾(Jillian Mayer)在400位裸體項目(400 Nudes)中,先在網上搜索裸體自拍,然後把裸體換成自己的臉。

正如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他的組畫《戰爭的災難(1814)》宣稱的一樣,"真相已經消失",自拍就是對這一獨特時刻的隱喻。自拍和互聯網文化對真實性的基本前提提出質疑,這在今天的藝術和政治中有所體現。"後真相"和"假新聞"並不新鮮,這一怪異現實的產生不能歸咎於像自拍、社交媒體或大數據這樣的工具。相反,這些工具有可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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