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創作舉世皆知的標誌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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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薩拉赫(Alaa Salah)在蘇丹參加抗議活動的照片,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當聽到「標誌性圖像」一詞,你會想起什麼形像?身著範思哲時裝的女明星伊麗莎白‧赫爾利(Liz Hurley)?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還是12世紀時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聖像?

事實上,上述3個例子都是標誌性圖像:一張廣為人知的明星照片,一位世界聞名的音樂藝術家照,以及一件宗教藝術品,但只有這最後一個才是原始意義的標誌性圖像。「標誌性圖像」icon一詞來源於希臘語「eikon」,意為「肖像」、「畫像」。在基督教剛誕生的時代,基督教許多重要的人物首次以肖像畫的形式出現,比如說耶穌和聖母瑪利亞。在那個年代,人們普遍缺乏繪畫細胞,所欣賞的不僅僅是好看的東西。這些強有力的宗教形像充滿說教意義,迫使你祈禱和服從。畫中的每一處,比如使用的顏色、人物手中的物品、人物的姿勢等等,都是有重要象徵意義的符號。然而,在如今這個大眾傳媒時代,人們已經不了解這些宗教繪畫的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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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宗教標誌性圖像一詞來源於希臘語「eikon」,意為「肖像」、「畫像」。

但隨後,薩拉赫(Alaa Salah)在蘇丹參加抗議活動的照片,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在發表後的一周內,這張照片就成為了整個蘇丹革命的象徵,並被噴繪在整個阿拉伯世界街頭巷尾的牆上。分析這張照片,你會看到這幅用智能手機拍攝的新聞圖中體現了幾百年前古老藝術聖像畫的細節。

那你知道如何創作出這樣一個象徵性的圖像嗎?

要打破常規

薩拉赫及這張照片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布拉格國家美術館的現代和當代藝術策展人貝利博士(Dr Julia Tatiana Bailey)認為,這張照片會讓人想起巴赫曼(Jonathan Bachman)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Baton Rouge)舉行的「黑命貴」抗議活動中為埃文斯(Ieshia Evans)拍攝的的照片。「在這個圖像超載的世界裏,我們會被一些真實的圖像所觸動。這些都是自發的圖像,甚至符合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視覺主題。」

藝術歷史學家瑞恩博士(Dr Tina Rivers Ryan)是紐約布法羅阿爾布萊特-諾克斯藝術畫廊(Albright-Knox Art Gallery)的策展人,她發現這張照片影響力源自薩拉赫的姿勢,朝上指的手指似乎要將所有能量匯聚到一個點,彷彿寓意著這場革命正在匯集源源不斷的關注和動力,而薩拉赫則象徵是這場革命真正的中心(實際在現場確是中心)。這張照片讓瑞恩想起了歐洲古典時代演說家的典型形像:嘴巴大張,手指指著某處。「她的另一隻手放在肚子上,是為了讓自己的演說顯得發自內心,或者說『源自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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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這張照片在網上瘋傳一周後,薩拉赫的形像就出現在廣告牌和壁畫上。

對西方觀眾來說,這張照片可能符合他們對阿拉伯世界女性地位傳統印象的認知,並傳達出他們對阿拉伯女性傳統地位無法認可的立場。貝利指出,「薩拉赫和埃文斯的照片也符合西方自由社會對性別和種族政治的認識,人們希望看到有色人種女性被描繪為擁有力量和尊嚴的形像,以回擊長期以來只以有錢的白人男性為標誌性視像的歷史。」不過在網上分享這張照片首先是蘇丹人民,隨後才引起了外界廣泛的關注。這張照片引起的共鳴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照片對蘇丹人民的意義,其次才能說到此照片對那些不熟悉蘇丹文化人士的意義何在。

如瑞恩所說,薩拉赫擺出了典型的演說家的姿勢,她的姿勢是典型的坎達卡(Kandaka)的姿勢。「砍達卡」是古代庫施王國(現被稱為努比亞王國)女王的名號。古埃及浮雕上描繪的庫施女王早在公元一世紀就擺出過類似的姿勢。因此這張照片成為了蘇丹文化認同感重要的一部分,薩拉赫的金月耳釘也使她的女性形像看起來更莊嚴、更權威。

吸引了觀眾注意力的不僅僅是薩拉赫本身,照片中眾人紛紛舉起手機拍攝她的歌聲,構成了一片手臂的海洋。這幅圖中有很多象徵元素,標誌著蘇丹青年新時代的到來,令人目不暇接,這就是為何這張照片如此引人注目。

也需要天時地利

1960年的一天,古巴攝影師科達(Alberto Korda)帶著他的徠卡M2相機參加哈瓦那的一個追悼會。他知道自己要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人物拍照: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格瓦拉(Che Guevara),甚至連薩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在場,但他並不知道自己拍的這張照片會讓格瓦拉成為世界聞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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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科達手舉著為格瓦拉拍攝照片的裁剪版和原版。

這張照片後來被叫做「英雄游擊隊員」,最初的原始版本尺寸更大、沒有經過任何剪裁。格瓦拉左邊是一棵棕櫚樹,右邊是一個男人的側影。由於這是參加哈瓦那襲擊事件後的追悼會,格瓦拉穿著得體的軍裝,戴著他那頂著名的貝雷帽。這張照片深深地印在了我們的腦海里,有些人十幾歲時還曾把它當作海報掛在臥室裏,人們以為格瓦拉總是戴著貝雷帽,但其實並不是如此。因此,科達不但為自己的拍攝對象塑造了一個完美的戰士形像,當他按下快門時格瓦拉正看著人群,凖備發表演講。這跟我們在其他照片中看到的大笑著吞雲吐霧的游擊隊員格瓦拉不一樣,這張照片中的格瓦拉是一個凝視前方,目光堅定的男人。

如果沒有裁剪,如果格瓦拉是看著鏡頭,或者如果他沒有戴貝雷帽,這張照片就不會有同樣的效果。現在照片是希望的永恆象徵,再加上貝雷帽,好像此照片許下了一個承諾,將同資本主義戰鬥到底。

但有趣的是,使格瓦拉成為舉世皆知的偶像人物不僅僅是這張照片本身。

等待拍攝對象死去,改變圖片以賦予它更多的意義

如果你不知道科達拍的這張著名的照片,那你一定知道愛爾蘭藝術家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1967年為這張照片創作的海報版。標誌性圖像不一定要以新聞照片的形式出現,沒必要讓一切都百分百精確,特別是如果是出自藝術家之手而不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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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愛爾蘭藝術家菲茨帕特里克對柯爾達照片的非寫實處理幫助其確定了象徵性地位。

菲茨帕特里克在格瓦拉死後不久就創作了這幅畫,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他說:「在我看來,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直到現在我仍然這樣認為。當格瓦拉被謀殺時,我決定要做點什麼,所以我創作了海報。必須讓世人看到這張照片,否則沒有人會紀念他。他會和很多英雄一樣淪落為無名之輩。」

海報中大幅使用紅色並非偶然。許多評論家討論過這種對於格瓦拉肖像的「基督化」處理。紅色象徵共產主義的革命激情和犧牲精神。人們甚至把格瓦拉死後的照片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虛弱的耶穌基督相比較。但與科達照片不同的是,菲茨帕特里克所創作的海報邁出了不朽化格瓦拉的第一步。

無獨有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同樣在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死後不久就改編了她的一部電影的宣傳照,為其創作了一副標誌性的藝術品。西班牙藝術家戴維斯(Coco Daves)主要創作波普藝術的現代畫像。她發現上述兩幅波普肖像都很有感染力,都改變了畫中人物在她眼中的地位。她說,「格瓦拉之前並非無名小卒,但這張照片將他塑造成了著名的標誌性人物。安迪‧沃霍爾將夢露打造成了一個超級偶像。她本身已經非常有名,但這張照片讓她成為了超級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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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安迪‧沃霍爾為許多好萊塢明星創造了新的標誌性形像,夢露便是其中之一。

安迪‧沃霍爾也巧妙地運用了夢露的形像,進行了數次改編。那幅著名的雙聯畫使夢露名聲大噪,她的臉出現在了世界各地。畫中所使用的顏色十分浮誇,將她的臉變成了一副二維圖像,如此遙不可及,不再是海報上隨處可見的女演員,而是超越好萊塢的一位神聖的標誌性人物。同樣,安迪‧沃霍爾筆下的金色夢露放大了她金色的頭髮和妝容,有意利用了世人眼中標誌性的特點。畫中的夢露沐浴在金色之中,宛如拜占庭繪畫中的聖母瑪利亞。

選擇一位已是英雄的人物

看過夢露和格瓦拉的肖像畫後,再來看看費爾雷(Shepard Fairey)為奧巴馬創作的名為《希望》的畫像。我們很難對它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視而不見。《希望》幾乎是前兩幅圖像的結合,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加上科達《游擊隊員》的凝視遠方。對於戴維斯(Davez)來說,這位標誌性人物必須是「已被世人熟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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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費爾雷為奧巴馬創作的象徵性形像會讓人想起安迪‧沃霍爾的夢露和科達的格瓦拉。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奧巴馬的形像如此符合美國人的喜好。戴維斯說,「他選取了一張已經在政治圈裏大受歡迎的照片,然後把奧巴馬變成了一件藝術品,」費爾雷的再創作將一張新聞照片變成一張海報,這張海報可以在集會中舉起,貼在街頭的牆上。這幅海報讓人想起美國國旗的顏色,甚至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顏色的組合。瑞恩說,這張照片象徵著「國家的統一……用美國國旗的顏色(藍色、紅色和白色)取代了他本身的膚色,在淡化奧巴馬的種族身份同時肯定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但也助長了種族主義者的假設,即有色人種不是美國人。」出自費爾雷之手的奧巴馬如此扁平,沒有色彩層次,很容易讓人想到波普藝術。「海報嘗試把他塑造成通俗可親的形像,這克服了人們對奧巴馬的『精英主義』的懷疑。」

領導人的形像很難被正確塑造,像這樣將人物聖化的形像可能並不適用於其他美國總統,因為他們身上沒有奧巴馬的顯著特性。對於貝利來說,「西方觀眾會以嘲諷的態度來看待以如此手法來描繪一位政治領袖的肖像作品。你只可以在敘利亞看到這樣的阿薩德畫像,在朝鮮看到這樣的金正日畫像。最近人們對於麥克諾頓(Jon McNaughton)創作的特朗普畫作的冷嘲熱諷體現了此類畫作如今在西方受眾眼中是多麼突兀和荒謬。令人震驚的是麥克諾頓這位畫家在描繪特朗普時所採用的手法與獨裁統治下的領袖作品風格很相似,但他對此沒有表現出一點自我意識或諷刺。」

藝術家應尊重創作對象

要表達尊重並不一定要喜歡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要讓你的創作對象不要太在意你的鏡頭或畫筆是否把他們塑造成標誌性人物。1941年,攝影師卡什(Yousef Karsh)試圖給丘吉爾拍照,但丘吉爾似乎很不高興,因為卡什禮貌地要求邱吉爾把煙斗放下,遭拒絶後竟然把雪茄從丘吉爾嘴裏抽出來。卡什說:「丘吉爾看上去虎視眈眈,差點把我吃掉。就在那一瞬間,我拍下了這張照片。雖然這不是最討人喜歡的照片,但他的霸道讓這張照片成為了一張著名的標誌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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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卡什1941年為丘吉爾拍攝的照片捕捉到了這位領導人不討人喜歡的挑釁表情。

對於戴維斯來說,這是一幅很複雜的肖像作品。她指出,她創作的標誌物性人物作品都是為了向這些英雄致敬。她說:「我之前為媒體工作,拍攝的人物都是我未必認同的人,我的職責就是幫助他們講述故事。當我獲得藝術創作自由後,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創作,比如我在《無臉者》(Faceless)所要表達的。我選擇的拍攝對象人物都是我認可的人。」 她個人從未想過選擇丘吉爾作為自己的英國標誌性人物形像,但確實有許多人把丘吉爾奉為偶像,尤其是這張照片,會讓很多人這麼想。

基督教誕生初期,那些畫聖像的藝術家們即或不是教士,但一定都是虔誠的教徒。畫聖像被視為一種祈禱方式,作品是對畫中人物表達敬意和忠誠。畫者當然都十分熱愛他們所繪畫的人物。眾所周知,科達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他從未索要過格瓦拉照片的版稅,而菲茨帕特里克也將格瓦拉視為個人英雄。

「未來,每個人都能出名15分鐘」。安迪‧沃霍爾的這句名言表明,他筆下的夢露所展現的是些許玩世不恭的態度,而非理想主義色彩。他對夢露形像的處理充分體現了對夢露的理解和尊重。攝影師史泰欽(Edward Steichen)說:「塑造肖像的並不是相機,而是相機兩端的人。」把這句話套用進現代肖像學的領域,那就是無論是繪畫還是攝影,都存在一個真理:如果不是這些人物具有獨特個性或者適時出現了才華橫溢的肖像畫家或攝影家,創作出來的圖像就將會淹沒在如今鋪天蓋地的視覺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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