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銀翼殺手》所描繪的未來世界實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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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城市一望無際。煙霧彌漫的夜空中看不見星星,扎堆的大樓裏卻燈火通明。巨大的工廠設施噴出火焰。一輛汽車飛入現場,然後又出來,朝著兩座巨大的金字塔飛去。

一個人正在接受主管的口頭測試,他越來越焦慮,結局並不好。鏡頭轉向另一輛飛馳在城市狹窄街道的汽車,旁邊是一個幾層樓高的數字廣告牌,一位亞洲女性在為零食做廣告。一個洪亮的聲音歡快地告訴這些未知數量,但可能人數眾多的未來世界居民,他們將在外星殖民地迎來新的生活。

當然,這已不再是未來。這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82年執導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電影改編自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1968年的小說《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該片講述了洛杉磯警察局的警察迪卡德(Rick Deckard)追蹤並「回收」複製人的故事。複製人是指基因工程製造的、近乎人類的人造人,他們在地球上的存在是非法的。

這聽起來與現實相去甚遠。但正如片頭字幕告訴我們的,這部電影所描述是2019年11月的洛杉磯。從這個意義上說,《銀翼殺手》不再是科幻小說了。這是一部當代驚悚片。問題是:從《銀翼殺手》的上映到它預設的未來——就是現在,在這37年裏,我們離電影中呈現的未來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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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電影中,迪卡德進行了區分複製人與人類的沃伊特-坎普夫測試(Credit: Getty Images)

一方面,電影中的某些2019年場景讓人感覺非常過時。那裏沒有互聯網,當迪卡德(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飾演)第一次出場時,他正在一家出售笨重的老式電視機的商店窗戶旁看報紙。與此同時,當迪卡德對肖恩·揚(Sean Young)飾演的雷切爾(Rachael,複製人公司老闆提利爾(Eldon Tyrell)的助手)進行沃伊特-坎普夫(Voight-Kampff)測試時,雷切爾正在抽煙!在辦公室抽煙!

在《銀翼殺手》的世界裏,虛構的提利爾企業集團與其它現實存在的企業共同主宰著這個世界。電影中大型霓虹燈廣告牌上就有這些企業。可口可樂(Coca-Cola)是一個相當安全的構想,但我們在開頭場景中看到的泛美航空(Pan Am)卻不是;這家航空公司於1991年破產。

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在追趕電影中的許多技術,有些現在看仍然不太可能實現。德國一家名為理勒姆(Lilium)的公司上個月宣佈,正在研發的飛行汽車可能會在2025年之前用於出租車服務。我們沒有複製人,但基因技術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甚至因此引發了憂慮。我們還不需要沃伊特-坎普夫測試,但是有多少次你被要求在九宮圖上標記所有的交通燈,以證明你不是一個機器人,才可以訪問一個網站?

哪些預測是對的

然而,除了特定的組成部分,《銀翼殺手》中有一些更基本的事情是對的,比如2019年的世界社會政治狀況。雖然根據媒體評論家和科幻雜誌《不可思議》(Uncanny Magazine)的非小說類編輯特羅塔(Michi Trota)的說法,這並不讓人感到欣喜。

「這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可以說,《銀翼殺手》凖確預測出由大財團影響力和利益導致的反烏托邦景觀:大規模工業化對環境的傷害、警察國家、有錢有勢階層的導致的混亂和暴力,社會邊緣人遭受的苦難。」

在電影中,複製人有一個防錯的程序,只有四年的壽命,以防止進一步的自我革新。特羅塔認為,「複製人因為企業的貪婪和冷漠而縮短了壽命,他們的沮喪和憤怒是電影有前瞻性之處,這反映了美國當前的醫保制度和全球化對工人的剝削。」她補充道:「我更喜歡會飛的汽車。」

至於《銀翼殺手》及其2017年續作《銀翼殺手2049》中明顯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電影生動描繪的環境崩潰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距不遠」,科幻小說家兼軟件開發人員克里莎(Matthew Kressel)指出,2013年著名的北京霧霾照片,看起來就像是電影劇照。「自6500萬年前恐龍滅絶以來,我們正經歷著最大的滅絶。此外,這部電影描述了有錢人和窮人——一些人能夠過上舒適的生活,而其他人則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這與當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貧窮的人之間的巨大貧富差距非常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電影相當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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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人們將《銀翼殺手》中煙霧籠罩的城市景觀與北京進行了比較(Credit: Getty Images)

電影場景中凖確的地點在哪裏呢?《銀翼殺手》中的洛杉磯是一個大雜燴,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還有一種被稱為「都市話」(Cityspeak)的街頭暗語,是日語、西班牙語、德語、韓語等多種語言的大雜燴。特羅塔是菲律賓裔美國人,他說這部電影是「在科幻小說中如何廣泛使用『亞洲異國情調』的例子,而科幻小說似乎完全可以將非歐洲文化的一些表象帶入,以增添趣味,而忽略那些故事中有色人種角色的重要性。」

正如克里莎在評論中所說,北京一直是討論《銀翼殺手》中大都會的一個常用參考點,而獲獎科幻作家瑪麗·羅比內特·科瓦爾(Mary Robinette Kowal)剛剛從北京回來。我想知道,中國的大都市是否比現在的洛杉磯更能代表《銀翼殺手》的特徵?「霧霾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在這方面,是的,」科瓦爾說。「但我看到的北京,新與舊相互交織,同等重要。除了空氣質量外,它還算是一座乾淨的現代城市,將歷史景觀融合其中。」

科幻故事有什麼意義?

1982年《銀翼殺手》對2019年世界的預測是否凖確,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科幻小說的目的是預測,還是只為娛樂?或者,還有其他方面的內涵?

科瓦爾說,她對這類小說表面上的預測能力不太感興趣,更感興趣的是它作為「思想實驗場所」的功能。它讓我們把世界的內核打開,觀察相互關聯的組織,然後畫出未來因果關係的邏輯鏈。最好的科幻小說具有相關性,不是因為其中的技術,而是因為它激發我們提出問題。例如,《銀翼殺手》就在探討「以奴役為目的而創造有情生命的道德問題」。

特羅塔認為,科幻小說的真正潛力在於它探討更廣泛的哲學問題。「它通常可以是關於未來的,是『預測性的』,但這些預測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過去和當前問題的看法。如果用科幻小說和幻想來實現任何目標,那就如作家伊耶瑪·奧洛(Ijeoma Oluo)和納克·傑米森(NK Jemisin)所言,它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全新的生存方式,超越麻木地重覆歷史的宿命,從而可以設想以其他方式生活在建制、壓迫和社會陳規之外,而這些,我們已經體制化和規範化了。」

科瓦爾的最新小說《計算之星與宿命之天》(The Calculating Stars and The Fated Sky)設想了一個歷史交替的美國。一位女性數學家和飛行員領導人類開拓其它星球,就像末日氣候變化降臨地球一樣。科瓦爾說,《銀翼殺手》「塑造了我們對『未來』的許多想法……如果我們從廣義上思考,我認為這部電影非常出色。」污染問題、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對話、掌控國家的公司,以及誰可被視為人類的倫理問題。關於細節嗎?「飛行汽車確實存在,但永遠都是一個糟糕的想法,所以我並不介意未來社會中沒有飛行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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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銀翼殺手》及其續集《銀翼殺手2049》都涉及了氣候變化的毀滅性影響(Credit: Alamy)

即使拋開預測,科幻小說也與現在有一種共生關係。科瓦爾說:「很多理工領域的人把科幻電影或書籍作為發明的靈感來源。是《星際迷航》(Star Trek)發明了翻蓋手機,還是為其提供了靈感?《1984》預測了『老大哥』國家,還是阻止了它的蔓延?」

它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預防的警告。當然沒有人會想生活在《銀翼殺手》描繪的2019年11月裏,不是嗎?不要太自信,克里莎說。

「在某種程度上,《銀翼殺手》可以被視為終極警世故事,」他說。「還有比這更暗淡的景象嗎?在描繪環境惡化、人性喪失和個人隔閡對未來是多麼有害等等這些方面?」

然而,如果說《銀翼殺手》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它證明了警世故事有效的假設是錯誤的。然而,我們就是迷戀《銀翼殺手》的反烏托邦的格調。看看文學、電影、視覺藝術中描繪的未來,你會發現幾乎所有這些作品都與《銀翼殺手》中陰暗的反烏托邦遙相呼應。

「《銀翼殺手》讓反烏托邦變得『很酷』,所以現實世界中,雨林被一公頃又一公頃的燒燬,人類朝著環境崩潰的方向沉淪。電影最重要的意義,我認為是應該探究一下為什麼沒有人注意到它的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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