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基因介入刑事案件引發激烈爭議

基因塑造了我們的身份,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基因塑造了我們的身份,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11個小時的審議過後,陪審團做出的裁決是故意誤殺罪,而非謀殺罪。法庭上其他聽審人都很震驚。公訴檢察官羅賓遜(Drew Robinson)隨後在接受NPR(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採訪時說:「我大吃一驚,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

這個案件看起來一目了然,應無爭議。爭吵過後,沃爾德魯普(Bradley Waldroup)朝妻子的朋友開了8槍,接著他又用砍刀砍傷自己的妻子。所幸他的妻子逃得一命,而他妻子的朋友卻沒這麼幸運了。

沃爾德魯普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田納西州的公訴檢察官指控他犯有謀殺以及蓄意謀殺的一級謀殺罪。如果判定有罪,足以判處死刑。

但是他的辯護團隊請求進行科學評估。結果表明,沃爾德魯普有著單胺氧化酵素A(MAOA)的不尋常基因變體——一些媒體人士稱之為「戰士基因」,因為這種暴力基因與反社會行為(包括衝動性攻擊行為)相關。法醫科學家證明沃爾德魯普有這種暴力基因,再加上他幼年遭受過虐待,才因此激發了他的暴力行為傾向。

對於許多局外人來說,基因證據似乎在沃爾德魯普的案件判決中起了重要作用。這種看法隨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一些陪審員表示,是基因證據影響他們裁決沃爾德魯普犯有故意誤殺罪而非謀殺罪。一位陪審員告訴NPR 記者說,「一個壞基因就是一個壞基因」。但是,整個案件卻遠比此複雜。

沃爾德魯普的案件是基因或神經科學證據(如腦部掃描)表面上似乎影響了法庭判決的幾個備受矚目的案件之一。研究人員對這一趨勢表示擔憂——尤其是因為神經科學是項缺乏驗證的新近科學,認為它很容易被誤用於刑事司法系統。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實際情況可能有更多的細微差別。我們對法官和陪審團如何在法庭上評估基因等科學證據究竟有多少了解?基因是否真如很多人說的那樣對法庭判決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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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科學證據通常與其他因素一起引入判決程序,例如被告在幼年時期曾遭受虐待。

當然,一般情況下很難知道某宗案子的判刑受什麼因素影響。法庭上發生的事情只會留在法庭,而對外公布的訴訟記錄往往不完整。即使是詳細記載的案件也不可能揭示任何一項證據(包括基因或神經科學診斷)對法官或陪審團的影響。

紐約市福德漢姆大學法學教授迪諾(Deborah Denno)說,「這些案件非常複雜,涉及的因素太多了,神經科學只是辯護律師提供給陪審團的50個變數之一。」

基因證據似乎對沃爾德魯普的案件的判決起到一定作用。但即使是這樣,透過NPR(國家公共電台)對陪審員的採訪顯示還另有很多因素。一名陪審員說,她「確信」基因是判處故意殺人罪的一個因素——但她同時也補充說,沃爾德魯普的成長過程也影響了陪審團的判決。因此也很難說明基因證據對這起案件的判決起了多大的作用。

基因和神經科學證據通常也伴隨一些其他因素——如被告在幼年時期曾遭受虐待,或者他們的家庭有長期社交障礙歷史等。因此,想要弄清楚基因和神經科學證據在審判過程中是否具有獨特的決定性作用幾乎是不可能的。迪諾說:「我們真的不能確定法官和陪審團是如何做出決定的,甚至陪審員本人可能也不知道。」

模擬陪審團

由於很難使用法庭本身來研究基因或神經科學證據如何影響判案,一些研究人員另闢蹊徑。他們將刑事案件的裁決從法庭搬進了實驗室。

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斯庫利克(Nicholas Scurich)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阿佩爾鮑姆(Paul Appelbaum)邀請640位美國志願者代表美國普羅大眾模擬陪審員。每個「陪審員」都必須對使用致命武器攻擊他人罪行給出他建議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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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律師可以辯稱,被告具有衝動性攻擊行為的基因結構。而這種基因能否用作自我防衛還不太清楚。

斯庫利克和阿佩爾鮑姆為模擬陪審員稍微調整了幾個變數:被告人是未成年還是成年;攻擊的嚴重程度;以及辯護律師對攻擊的解釋——如被告是否有衝動性攻擊行為的基因等。

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或者如果攻擊程度不嚴重,「陪審員」建議減輕刑期。但通過基因解釋被告人的行為卻不會影響刑期的長短。

在真實的法庭上,神經科學證據或許也起不到很大作用。英國公開大學的卡特利(Paul Catley)和克萊登(Lisa Claydon)研究了根據神經科學證據向英格蘭和威爾士法院提出的84項上訴案子。他們發現,因為提供了神經科學證據上訴成功的只有22起,但上訴失敗的多達59宗,是上訴成功的兩倍多。

迪諾對這些發現並不感到驚訝。她研究了數百例神經科學證據被上呈法庭的美國法院案件。她說:「儘管研究了800個案件,我還是沒有得出結論證明神經科學對法庭判決起多大作用。」

我們只能推測為什麼存在這種情況。去年,斯庫利克和阿佩爾鮑姆提出,科學證據的複雜性對普通人來說似乎太難理解,以至於他們在陪審時完全忽略了這種證據。

鹽湖城猶他大學的哲學教授泰伯利(James Tabery)對此有另一番看法。他認為大多數人可能很難相信科學證據,打個比方,我們的行為是實在可見的,用基因等無形的東西來解釋我們的行為似乎太不合情理了。

「中和效應」

還有一種可能,基因證據確實可能影響量刑——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把判決推向相反的方向,從而失效。

原因如下,如果法官或陪審員被告知潛在的基因或神經學證據是被告犯罪部分原因,被告會判處較輕的徒刑是可理解的,因為被告是受自己的基因擺佈無可選擇。但是法官或陪審員也可能會為了消除被告判刑太輕出獄後對社會的危害而判處他們較重的刑期——因為他們的基因很可能讓他們再次犯罪。

泰伯利認為這種中和效應可能時不時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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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對於法庭科學的魅力,普羅大眾可能具有超出我們想像的抵抗力。

但他表示,在某些情況下,兩種因素的效應會相互沖淡,也就意味著科學證據實際上會對被告不利。

2012年,他和他的同事發表了一項類似於斯庫利克和阿佩爾鮑姆的研究。研究起點是假設一個情景,一名確診患有精神病的男子被裁定嚴重侵犯罪成立。然後,泰伯利的團隊要求181名美國州立法庭法官給出適當的判決。

這些法官們在職業生涯中處理過很多真實的嚴重侵犯案件。根據他們提供給研究人員關於此類案件的資訊,似乎都給罪犯判處了平均大約9年的有期徒刑,卻不約而同地判處患有精神病的「被告」更長的徒刑——約14年。其中一部分精神病罪犯判處13年徒刑,約減少了一年。法官解釋,因為他們的精神病與暴力基因(MAOA)導致腦功能異常有關。

泰伯利說:「儘管基因證據可能會稍微減輕量刑,但確診為精神病患者很明顯會加重量刑。」

他認為,結論是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考慮到被告可能入獄一段時間之後重新踏入社會——基因或神經科學證據可以在法庭上發揮重大作用,從而導致更重的判刑。

這個觀點顯然與迪諾的結論相衝突,後者認為,基因或神經科學證據在法庭上似乎並沒有起決定性作用。在2013年的一篇論文中,迪諾質疑說這是因為泰伯利和他的同事的研究存在缺陷。

例如,迪諾指出,泰伯利和他的同事選擇了一種疾病——精神病——用他們的話說,這是一種「烙印式診斷」。法官們也被特別告知被告的症狀無法醫治。這可能會引導法官認真考量被告將來出獄後是否會給社會帶來危險——但法官們若沒有這一提示,可能不會這麼長遠考慮。迪諾指出,研究人員使用了不正當手段達到他們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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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當法官和陪審團考慮判決時,犯罪行為的科學解釋對結果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有人試圖重覆這個實驗——邀請德國的法官參與調查——但卻沒能重現泰伯利以及他的同事一樣的結果。阿佩爾鮑姆說:「我會非常謹慎地從(泰伯利團隊)的研究中得出含義廣泛的結論,至少不會人云亦云。」

泰伯利接受一些批評,但他認為該研究的結論不應該被駁回——尤其因為該研究調查的是科學證據對專業法官判決的影響,而不是缺乏法庭判決經驗的志願者。

那麼沃爾德魯普實際上是否因遺傳基因證據而獲得了更寬鬆的判決呢?似乎很難獲得一致結論。迪諾對法庭案件的研究結論是不會有影響——而泰伯利的研究則認為,基因證據甚至可能導致更重而非更輕的判刑。

但是,當媒體討論沃爾德魯普這種眾所周知的法庭案件時,這個背景可能會被遺漏,而且很容易在社會上給公眾營造出這樣一種印象:辯護律師有了基因和神經科學這張王牌,那些危險的罪犯很可能利用這張王牌逃避了更嚴重的法律懲罰。

實際情況可能要單純得多。迪諾認為,辯護或公訴律師只是簡單地將基因和神經科學加入他們用來構建案件的已有科學手段,基因和神經科學不會徹底改變刑事司法體系。

而且對科學的魅力,普通大眾的抗拒可能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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