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墳場:南極洲死者的傷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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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世界邊緣的這片寒冷刺骨和幾近原始的土地上有人類的冰凍遺體,每一具遺體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講述著人類和這塊並不那麼熱情好客的大陸之間的關係。

即使具有所有的技術和對南極洲危險的知識,這塊土地對於任何踏上它的人來說都會是致命的。南極內陸的溫度可以陡降到零下90攝氏度(零下130華氏度)。有些地方的風速可以達到200英里/時(322公里/時)。而天氣並不是唯一的風險。

在這個自然環境極度惡劣的大陸,殞命的許多科學家和探險家,他們的遺體將很難尋回。有些遺體直到幾十年或者一百多年後才被人發現。但有很多失蹤者的遺體將永遠無法找到,他們埋葬於冰蓋或者冰隙裂縫深處,恐再也不會出現,或者他們的遺體會隨著緩慢移動崩解的冰川最後葬身於大海。

這些死者背後的故事中既有未解之謎又有詭異事故。在我們的全新系列冰凍大陸(Frozen Continent)的第二期節目中,英國廣播公司未來欄目(BBC Future)探索了這些事件的真相, 披露了地球上這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大陸上的生命形態。

十九世紀:智利人的疑骨謎團

利文斯頓島(Livingston Island)是南極半島(Antarctic Peninsula)外的南設得蘭群島(South Shetlands)其中一個島嶼,在那裏,一塊人體頭蓋骨和股骨長眠於岸邊已經有175年了。這是在南極洲發現的年代最為久遠的人體殘骸。

遺骨於20世紀80年代在海灘上被人發現。智利研究者發現,這些遺骨屬於一位女性,她在大約21歲時死亡。她是1000公里(620英里)外的智利南部土著居民。

遺骨分析顯示,她死於1819年至1825年之間。若從這一時間區段較早的那一端1819年來算,她應該是最早踏足南極洲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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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一座俄羅斯東正教堂坐落於一個小斜坡上,在它下面是智利的研究基地

問題是,她是如何到達那裏的?智利土著居民的傳統獨木舟不可能承載她去經歷這段驚濤駭浪的遙遠旅程。

皮爾遜(Michael Pearson)是一位南極遺產顧問兼獨立研究員,他說:「沒有證據表明南設得蘭群島上曾出現過獨立的印第安人。這不是僅憑一個樹皮做的獨木舟就可以完成的旅程。」

智利研究者們最初給出的解釋是:她是那些從北半球來到南極島嶼捕獵海豹者的當地嚮導,這些南極島嶼剛由英國探險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於1819年新發現。然而在最早時期來到地球最南端探險的人士中卻從未聽說過有女性參與。

阿根廷科技研究院(Argentine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Conicet)的考古學家薩勒諾(Melisa Salerno)說,當時的海豹捕獵者的確和智利南部的土著居民關係密切。有時他們還會彼此交換海豹皮。他們之間交換專業技能和知識,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這兩種文化之間的互動卻並不總是友好的。

薩勒諾說,「有時會有暴力發生。海豹捕獵者可能會將一名女性從一處海灘上帶走,接著把她丟到另一處遙遠的海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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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任何造訪南極洲的科學家或探險家都知道他們會面臨風險

由於早期南極洲探險船隻的航海日誌和個人日記留存在世的很少,這使得人們更難去探究這名女性的經歷。

她的故事在那些早期踏足南極洲的人當中是獨特的。按照各方面通常的記錄,一般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女子到過南設得蘭群島,然而不知為何她卻真的到了那裏。她的遺骨標誌著人類在南極洲活動的開始,而與這不可避免的生命隕落相生相伴的是人類為佔領這塊並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大陸所付出的努力。

1912年3月29號:史考特(Scott)的南極探險隊成員

羅伯特‧史考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英國探險隊於1912年1月17號抵達南極極點,而就在三個禮拜之前,由亞孟森(Roald Amundsen)帶隊的挪威科考團剛剛從同一地點啟程離開。

英國探險隊的士氣受挫,因為他們發現自己並不是第一個到達南極極點的。但很快,事態的發展更是災難性的。

來到南極點是一項壯舉,可以檢驗人類的耐力,而史考特則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既要應對眼下惡劣氣候的挑戰和自然資源(如建築木材)的匱乏,又要帶領60多人的探險隊伍。更大的壓力則來自於人們希望他的探險隊能夠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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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正在寫日誌的史考特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主席,提出進化論的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兒子倫納德·達爾文(Leonard Darwin)在當時的一次演講中說:「他們有著破釜沉舟的決心,要麼光榮凱旋,要麼客死他鄉,正是這種精神指引他們踏上南極大陸。」

他說,「史考特隊長將要再次證明,這個國家的鐵血男兒氣概是不滅的……整個國家的自尊無疑被這樣一次歷險強化了。」

史考特並非對這些期望無動於衷。馬克斯·瓊斯(Max Jones)是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研究英雄主義和極地探險的一位歷史學家,他說:「他有非常豐滿立體的人物性格。在他的日誌中你會發現,他被是否要直面任務的懷疑和焦慮所折磨,這也讓他更有魅力。他同樣有缺陷和弱點。」

儘管他有擔憂也有懷疑,然而"要麼成功要麼死亡"的精神還是驅動著這支隊伍去冒險犯難,而這些危險對如今的我們來說或許有些陌生。

隊伍離開南極點回程時,埃文斯(Edgar Evans)便在二月份第一個辭世。然後是奧茨(Lawrence Oates)。他把自己視為隊友們的負擔,認為自己會拖慢隊友的行程,有了他全隊是回不去的。他在3月17號說,「我只是到外面去一下,這可能要一會兒。」然後他走出帳篷,迎接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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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時運不濟的英國極地探險隊成員

也許奧茨沒有意識到其他隊員離死亡已很近。奧茨和埃文斯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然而史考特、威爾遜(Edward Wilson)和鮑爾斯(Henry Bowers)的屍體在他們死後數月之後被一支搜救隊發現。據史考特一篇日記中的日期記載,他們死於1912年3月29號 。搜救隊用雪將他們就地掩埋。

史考特在日記本的最後幾頁紙上寫道,「我認為人們從來沒有經歷過我們這一個月所經歷的事情。」這支探險隊明白,他們距離最後的食物存放點有18公里(11英里)路程,儲存的食物可以拯救他們。但是他們被困在帳篷中長達數日,身體逐漸虛弱,猛烈的暴風雪使他們寸步難行。

瓊斯說,「他們凖備冒生命危險,他們認為這合情合理。你可以把這看作是大英帝國男子氣概思維模式的一部分,這使他們願意去經歷艱難險阻和惡劣的環境。我不是說他們希望去死,但我認為他們願意為冒險而死。」

1965年10月14號:傑里米·貝利(Jeremy Bailey)、懷爾德(David Wild)和威爾遜(John Wilson)

四名男子正開著一輛馬斯卡格(Muskeg)拖拉機,並拖著雪橇行進在黑邁弗朗特山脈(Heimefront Mountains)附近,這裏位於他們在東南極洲(East Antarctica)哈雷研究站(Halley Research Station)基地的東面,靠近威德爾海(Weddell Sea)。這輛馬斯卡格是一部結實的交通工具,用於冰面上人和物資的長距離運輸。雪橇犬隊則在後面奔跑緊跟。

他們當中有三個人在駕駛室裏。還有一人是羅斯(John Ross),他坐在車後面的雪橇上,離哈士奇雪橇犬很近。貝利是一位科學家,他測量拖拉機下面冰層的厚度,車輛由他駕駛。他和測量員懷爾德以及醫生威爾遜掃描著前方的冰面體。又小又平的擋風玻璃一大部分被雪花模糊了。四人小組行進了一整天,輪流在駕駛室暖身或坐回到後面的雪橇上吹冷風。

羅斯盯著沿途巨大的冰體、大雪以及斯特拉群山(Stella Group mountains)。八點半左右,在雪橇兩旁奔馳的犬隊突然停止奔跑。雪橇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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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冰隙可以致命;20世紀50年代的這輛交通工具幸運地逃過一劫

羅斯裹在一頂盔式大絨帽和兩件帶帽夾克里面,什麼都沒聽見。他轉過頭髮現馬斯卡格不見了。前面的第一個雪橇向下彎到了冰層裏面。羅斯朝它跑過去,發現它已經插在了一條冰隙大裂縫頂上,這條冰隙徑直橫在他們行進的方向上。馬斯卡格則掉入冰隙裏面大約30米(100英尺)的位置。裂縫底下,拖拉機整個被嵌了進去,履帶垂直地貼著一面冰牆,壓扁了的駕駛室貼著另一面冰牆。

羅斯向下面呼喊著。駕駛室內的三個人沒有回應。喊了大概20分鐘之後,羅斯聽到了一聲回應。事過後,羅斯按照自己的回憶把他倆的對話記錄了下來。對話簡單明瞭:

羅斯:戴(Dai)?

貝利:戴死了。是我。

羅斯:是約翰(John)還是傑裏(Jerry)?

貝利:傑裏。

羅斯:約翰怎麼樣?

貝利:他快不行了,兄弟。

羅斯:你自己怎麼樣?

貝利:摔得不像樣了。

羅斯:你還能動不,或者在身上系一圈繩子?

貝利:我已經摔得不像樣了。

羅斯試著向下爬進冰隙,但是往下爬太困難了。貝利讓他不要冒險,但羅斯還是試著爬過去。試了幾次之後,貝利對羅斯的喊話停止了回應。羅斯聽到冰隙裏傳來一聲尖叫。在那之後,貝利再也沒有回應了。

冰隙,冰川中的斷層,是往往向下伸展數百英尺很深的裂縫,這是南極洲行路途中最可怕的危險。英國南極調查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的檔案對於這次事故的報告顯示,1965年10月14號這一天,有強風將積雪吹起,掩蓋了大範圍的冰面,從而也掩蓋了冰隙露在冰面的裂縫,而這條細長的冰隙藍線攸關生死,因為每次下坡之前,看見這道藍線會提醒人們要停下來,小心跨越。

羅德·里斯·瓊斯(Rod Rhys Jones)是那次探險隊的一員,但他沒有參加那次馬斯卡格行程。他說:「你可以想像,那時正在飄雪,擋風玻璃上有一塊塊的冰,你的手指冷得沒辦法,你認為無論如何是時候停下來了。」他指著自己咖啡桌上一張鋪開的南極洲地圖上馬斯卡格曾經駛過的冰隙區域,桌上還雜亂地放著一些講南極洲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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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許多葬身南極的人遺體永遠無法找到;其他一些則被埋葬在南極大陸上

「你正在冰面上驅車行進,巨響、顛簸、撞擊。你沒看到這條細細的藍線。」

瓊斯懷疑這四人隊伍是否接受了充分的訓練以應對在南極洲行路途中的危險。他們是年輕人,多數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幾乎都沒有生活在惡劣自然條件下的經驗。他們把凖備南極洲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使用將會用到的科學裝備上,而不是訓練自己如何避免冰上事故。

在南極洲,每發生一次事故都會慢慢地改變人們行路和訓練的方式。事故之後呈交的報告提議了若干種方式來保障冰隙區域的安全旅行,包括改進交通工具,以及採用新方法將各種交通工具聯繫在一起等。

1982年8月:摩根(Ambrose Morgan)、奧克爾頓(Kevin Ockleton)和科爾(John Coll)

這三個人在結冰的海上動身前往附近一個島嶼探險,此時正值南極洲的深冬時節。

海冰很結實,他們輕而易舉地來到了彼得曼島(Petermann Island)。南極光在天際清晰可見,異常明亮,強度之高足以令通訊中斷。一行人安全上島,在海岸附近的一個木屋裏安營扎寨。

上岸後不久,一場巨大的風暴來襲,到第二天的時候,風暴已將海冰完全摧毀。三人被困住了,但是他們並不太擔心。木屋中食物充足,足以讓三個人維持一個月以上。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海冰無法重新凝結成片,因為風暴肆虐,破壞了航道中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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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南極洲,死亡從來不會離得太遠

木屋中沒有書也沒有紙,和外界的聯絡僅限於定期無線電傳輸到基地。不久便過了兩個禮拜。與基地的無線電通訊要保持簡明扼要,因為無線電設備的電量越來越少。三人開始焦躁不安。巴布亞(Gentoo)企鵝和阿德利(Adelie)企鵝包圍了木屋。它們或許看上去很討人喜歡,然而它們身上的味道不久便開始讓這三人感到噁心作嘔。

事件變得更加糟糕。三人開始腹瀉,原來木屋中的一些食物存放得實在太久,超過他們的想像。企鵝散發的臭味沒有令他們感到有任何好轉。他們殺死了一些企鵝補充食物供給。

隊員們在日益沮喪的心情中等待著救援,他們在發給基地的無線電中抱怨這裏的無聊。1982年8月13號這一天,三人被基地的望遠鏡發現,他們向基地的人揮手回應。這時無線電設備電量已不足。但海冰再次恢復凝結,為他們提供了一絲逃生的誘人希望。

兩天後的8月15號是個禮拜天,三人沒有在定時通話時間檢查無線電。然後另一場大的暴風來臨。

基地的人們爬到了高處,在那兒他們能夠看到這個小島,發現所有的海冰再次被暴風摧毀。

薩利諾(Pete Salino)當時就在主基地。他說:「這幾個小伙子做了我們大家都做過的事情,去島上來個小型旅遊。」但他們從此再也未能見到這三個年輕人。

薩利諾回憶說,彼得曼島周圍環流非常強勁,因此很難形成可靠的厚冰層,他們用來測試冰層是否可以承受人體重量的方法很原始,用末端有金屬的木棍狠狠地敲擊冰面,看冰面是否會被敲破。

即使做了地毯式的搜尋,三人的遺體迄今一直沒有找到。薩利諾懷疑,這三個隊員可能在海冰恢復凝結時候走上了冰面,要麼就是被困住了,要麼就是風暴來襲的時候沒法掉頭迴轉到岸上。

薩利諾說,「坐在薩里舒適的房間裏,這一切聽上去確實很瘋狂。我們已習慣外出的時候,總會有掉下去的風險,但是你得一直做好凖備。我們總是會在密封包裏放上備用衣物。我們都接受了風險存在的事實,我們也覺得危險可能會降臨到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

死亡留給人們的遺產

對於那些在南極洲痛失同事和朋友的人來說,悲痛是格外困難的。當朋友失蹤或是遺體無法尋回的時候,人類為死亡而舉行的典型儀式——葬禮,即向死者的最後道別,將會使生存者不知所措。

謝力(Clifford Shelley)是一位英國地球物理學家,他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一直在靠近南極半島海岸的阿根廷群島(Argentine Islands)的科學基地工作。他在1976年失去了幾位朋友,他們當時正在攀登附近的佩里山(Mount Peary)山峰。人們認為那幾名男子—哈格里夫斯(Geoffrey Hargreaves)、沃克(Michael Walker)和惠特菲爾德(Graham Whitfield)遭遇到雪崩。他們宿營的遺跡被一次空中搜救發現,然而他們的遺體卻一直沒能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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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逝去的那些探險者的墳墓

謝力說,「你等啊等,但卻杳無音訊。然後你就有失去了希望。」

即使當遺體被找到,在南極洲生活和工作的嚴苛條件都使得悲傷之情也難以表達。平德(Ron Pinder)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及60年代初期在南奧克尼群島(South Orkneys)工作的一名無線電操作員。他至今仍然為1961年一位在西格尼島(Signy Island)為鳥類做標記時從懸崖邊墜下的朋友感到悲痛。他的朋友法勒(Roger Filer)的遺體在鳥巢下面20英尺(6米)的懸崖腳下被人發現,人們認為他在那兒一直為鳥類做標記。他的遺體葬在了島上。

平德說,「離現在已有57年了。這件事發生在遙遠的過去。但如今對我的影響勝過當時。你必須得同生命好好相處。」

對此謝力也感同身受。他說,「我認為我們沒有真正地處理好生命,此事始終縈繞在你心中。然而這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因為南極洲非常美麗,無論冬天還是夏天。南極是最好的去處,我們也一直做著我們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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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這座紀念碑紀念的是在史考特極地研究中心(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喪生的人們

這些死亡事故導致了人們在南極洲工作方式的改變。今天,那兒的人們可以在那片危險偏遠的陸地上更安全地生活。儘管可怕的事情仍有發生,但人們已經從早期的死亡事故中學到了很多。

對於死者的親友來說,他們還在不斷努力,以確保他們逝去的摯愛不會被世界遺忘。在英國劍橋(Cambridge)的史考特極地研究所外面,兩根高高的弧形橡木柱子互相倚靠,兩根柱子的頂端相互溫柔愛撫。這是向死者致敬的紀念碑的其中一半,由英國南極紀念碑信託基金 (British Antarctic Monument Trust)所立,這一信託基金由羅德·里斯·瓊斯和布瑞恩·多塞特·貝利(Brian Dorsett-Bailey)(傑里米之兄)設立,以向那些在南極洲去世的人們致謝並表達敬意。紀念碑的另一半在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的斯坦利港(Port Stanley),是一條向上延伸的金屬針狀物,對著斯坦利港外的大海微微傾斜。南極研究者中的很多人都從這個港口出發,去完成他們南極洲旅途的最後一段行程。

從劍橋的兩條橡木柱子的一端看過去,柱子彎曲,彼此隔離,之間留出一塊逐漸變細的長形空間。這一空間的形狀恰好能被被放置於世界另一端基座上高高的鋼鐵針狀物所填滿。這是一個跨越東西半球的物理象徵,將探險者的家鄉與這塊巨大而荒涼的大陸相連在一起。正是這塊大陸吸引著這些科學家們最後一次離開故土,從此再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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