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母親面臨的恆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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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一個三歲的德國女孩吻別她的母親。(圖片來源: Adam Berry/Getty Images)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達國家的婦女們紛紛投身職場。全球現有一半的母親為了賺錢而工作。

儘管她們在職場中的表現日益卓越,對於許多母親來說,平衡工作職責和家庭責任並沒有變得更容易。自西方國家的女性們向職場晉升階梯進軍已經過去了兩代人,今日的職業母親不僅仍在與收入差距和職場天花板進行鬥爭,她們還面臨著一個更為嚴峻的兩難困境:誰來照看孩子們?

許多專家認為,能否找到良好而價廉的托兒服務是許多女性在個人職業生涯中所面臨的最為關鍵的問題。

許多職業母親依賴於一系列零碎的托兒解決方案,而當這些方案中的某一個落空時,她們就不得暫時撇下工作照看孩子。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得過於頻繁時,她們就的加班,削減出差時間,晉升渠道也便隨之關閉了。

女性在職業上升階段常將「在工作場所管理工作和在家管理家務的挑戰」視為障礙,艾琳·朗(Ilene Lang)如是說道。她是一家總部位於紐約的支持高管女性的NGO的主席兼首席執行管。

當母親們湧入就業市場中時,一些國家在引導雙職工家庭的需求方面比另外一些國家做的好。

歐洲模式

在北歐國家,政府對家庭的支持始於嬰兒出生,政府強制規定的產假讓母親可以在孩子出生後的數周、數月甚至數年離開工作場所而不必擔心丟掉工作。

位於華盛頓的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的麗貝卡·雷(Rebecca Ray)在她2008年的一份比較報告中指出,休產假的母親有些可能能獲得全額補助以代替她的工資(如在法國和德國),有些可以獲得部分補助(如奧地利,加拿大和其他國家),或完全沒有補助(例如在美國和澳大利亞)。

一些國家也為父親提供保留全部或部分工資的陪產假;更少比例的國家則為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延長假期。

在產假和陪產假之後,一些國家政府項目則提供托兒服務。然而在絕大部分國家中,受到收入、照看時長、離家距離等條件的限制,父母們不得不胡亂拼湊保姆、親戚、鄰居或日托所的服務,以保證孩子全天都有人照看。

這意味著外部支持系統的質量決定了職業母親,尤其是力爭上游的那些女性,在職場上是出類拔萃還是滿盤皆輸。所謂支持系統指的是家裏家外的照料者,在家中能獲得的幫助,辦公室裏的助手和優化的日常任務,它們往往將職業母親分為兩類:一類在職場上運籌帷幄,一類則步履蹣跚,勉強跟上工作。

專家們認為北歐國家對職業母親最為友好,職業母親們可受益於政府托兒服務和帶薪的育兒假期。一份2010年度的研究報告指出,瑞典規定母親可休滿長達40周的帶薪育兒假,挪威的帶薪育兒假為38周,丹麥則為18周。瑞典和挪威擁有世界最高比例的職業母親。在北歐國家中,大約每4個母親中就有3人是職業母親。

「來自歐洲的證據表明那些政府對育兒支出進行補助的國家擁有更高比例的女性就業率,」聯合國婦女署署長亞辛·福爾(Yassine Fall)介紹道。

不同歐洲國家所提供的托兒服務的可得性也很不一樣。例如在德國,托兒服務優先提供給不會說德語的移民孩子,希望他們能夠充分掌握德語,為就學做好凖備。

而在這些項目以外,「質量好的,讓人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在德國則較為少見,因為制定國家政策的基礎在於鼓勵女性多生育,而非讓她們在照顧家庭時兼顧工作,」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資深經濟學家艾琳·阿貝爾鮑姆(Eileen Appelbaum)介紹道,她研究的正是職場組織管理。

文化「支持」系統:以中國為例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最大職業母親群體的國家之一。聯合國婦女署中國辦事處處長茱莉亞·布魯薩德(Julia Broussard)介紹說,中國13億人口中有3.2億母親選擇工作。

數十年前,共產黨的工作單位為他們的職工提供住房和托兒服務。但布魯薩德說,這些服務已基本消失。現在,隨著許多中國農民離開土地前往城市的工廠裏尋找工作,那些因為媽媽們去城市工作而被留在鄉村裏的孩子由他們的祖父母撫養長大。

儘管當父母工作時由祖父母照料孩子是中國的文化常態,布魯薩德說:「國家認為,儘管毫無補助,女性還是不會對她們的孩子袖手旁觀。」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制定了女性強制性提前退休的年齡,藍領工人必須在50歲時退休,而白領工作者必須在55時退休。布魯薩德認為,這一政策的副作用就是讓祖母們有餘力照看孩子,然而這也讓老年女性的養老金少於老年男性,由此讓這些女性更加依賴於她們的子女以獲得支持。

對於中國其他的職業母親而言,缺乏良好的托兒條件讓她們選擇和父母或公婆同住。由於中國不提供公共校車服務,父母或其他照料者必須每日接送孩子。布魯薩德說,對一個職業母親來說,不借助親戚的幫助來平衡家庭責任和工作職責尤為艱難。

她說,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父母的職業選擇部分取決於最基本的後勤問題,例如誰陪同孩子上下學。

選擇保姆與日托的國度

對許多西方國家高收入的職業母親而言,最便利的托兒方法無疑是尋找一個保姆。在許多發達國家,那些在家提供私人托兒服務的工人常常是把收入寄回家給自己孩子的移民。往往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請得起保姆。在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城市中,一個照看兩個孩子,每周工作50小時的保姆每年能獲得25000美元至45000美元不等的收入。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

請保姆的高昂費用讓許多中低收入的職業媽媽望而卻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日托中心,家人照顧,委托鄰居,或是兼而取之。

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W·史蒂芬·巴尼特(W. Steven Barnett)教授介紹說,在美國,政府即時獎勵公共日托或頒發日托補貼,不過基本只針對低收入家庭。巴尼特教授負責領導國家研究所的早期教育研究。

阿貝爾鮑姆說,儘管早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職業母親就開始在美國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政府都沒有深入關注誰在工作日幫職業母親照料孩子的問題,在提供托兒服務選項或推出對家庭友好的政策上毫無進展。

儘管尚未有國家完全解決了職業母親所面臨的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兩難困境,專家說有跡象表明和幾十年前相比,情況正變得越來越好。

「如果一個媽媽的孩子病了,在(美國)社會的普遍觀點曾經是,『你在接受這份工作的時候知道你有個孩子,那麼你為什麼還要這麼做?』」阿貝爾鮑姆說。「現在的形勢是推出新政策,給予雙職工父母更多的靈活性,讓他們可以兼顧家庭和工作,不用放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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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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