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在海外工作會面臨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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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旅居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地15年後,海倫·瑪菲尼(Helen Maffini)感覺是時候回到加拿大的家了。但她不久後就意識到自己犯了個錯誤。

「我們2013年搬回加拿大,因為我們以為自己想要回到這裏定居。」她通過電子郵件說,「我們一年後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我的感受尤其強烈。我發現很難重新適應這裏的生活,感覺周圍的一切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裏漫長的冬天十分難熬,與我們之前居住的地方相比,這裏有點過分安靜。」

意料之中的是,46歲的教育顧問瑪菲尼本月搬到了柬埔寨,而她的意大利廚師丈夫也在那裏找到了新的工作。

瑪菲尼的經歷並非個例,尤其是考慮到外派員工的構成在過去20年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往的外派員工都是被公司派往海外辦事處的專業人士,通常是一次性的工作,時間約為3年。由於薪水豐厚,所以這種職位通常很受歡迎。

但最近的調查顯示,外派員工的構成已經發生變化。一份報告顯示,來自亞洲的外派員工現在與西歐和北美一樣多。不僅如此,現在的外派員工既有可能從事一系列時間較短但十分緊湊的工作任務,也有可能一次性從事更長時間的外派工作。還有的人會直接到海外自己找工作。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安排,很多人都會遠離家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回鄉劇變

但前往海外工作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家住挪威斯塔萬格(Stavanger)的心理學家尼克拉·麥卡弗裏(Nicola McCaffrey)表示,長時間背井離鄉會破壞一個人的身份認同,而離家時間的長度和回家探親的頻率都會對這種感受的強度產生影響。有些長期在海外工作的人回到故鄉後甚至無法融入新的生活,難以適應反向文化衝擊。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會再次離開,無法找回往日的心境。

Image caption 新加坡駁船碼頭的外派員工。長期僑居國外的人可能難以獲得身份認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離開的時間越久,對任何一個國家的依戀就越弱。」擁有加拿大和英國雙重國籍的瑪菲尼說。

即便是對海外工作時間較短的外派員工而言,回家之後也可能很不適應。絕大多數公司(根據Cartus發佈的《2016全球流動性政策與實踐》調查報告,這一比例達到78%)都沒有追蹤外派員工回國後的流失率,但在追蹤這一數字的公司中,有52%表示回國後一兩年內離職的員工在0至10人,還有24%達到11至30人。

「很多人都會在凖備成家時回國。」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兩年的倫敦職業績效教練尼基·托馬斯(Nikki Thomas)說,「他們希望讓孩子在自己的祖國出生,然後給孩子相同的護照——這是他們的身份證。不僅如此,當你離開後,往往會懷著樂觀的心態看待祖國,而隨著年齡增大,你也希望成為父母的依靠。」

問題在於,這些美好的預期或許並不符合實際。在你離開的這段時間,世界依然在變化。托馬斯回憶起英國脫歐公投給她的幾個英國朋友帶來的打擊時說:「我覺得這讓他們感到恐懼,這已經不是他們離開時的那個英國了。」

儘管很多組織在外派員工身上花費了不菲的資金——有時候甚至高達一名員工年薪的3倍——但回鄉探親的次數卻往往因為飛機航班、搬家成本和教育費用等因素而減少。

企業很少考慮員工及其家人的幸福——即便這些員工可能已經離家5年,甚至更久。

「這一因素經常被嚴重忽視,但這的確需要引起重視。」托馬斯說,「很多人回家後還想再次離開,主要原因是缺乏支持。」

更糟糕的是,很多外派員工原本認為他們回國之後就可以在事業上進入快車道,但最終卻發現在國外獲得的技能並沒有發揮太大的實際作用。

Image caption Mei-Ho Lee(右)在紐約中央公園與朋友合影(圖片來源:A. Ghows)

反向文化衝擊

外派員工往往會低估長期居住在海外給自身帶來的變化。「在海外居住和工作可以深刻改變一名員工和他的家人,甚至是以他們完全無法預料的方式來實現。」Cartus跨文化銷售和客戶管理總監珍妮·卡斯特裏諾(Jenny Castelino)說。

儘管工作可能是決定回國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經濟困難時期,但很多外派員工之所以回到祖國,是為了拉近與家人的距離。

這正是39歲的保育生物學家Mei-Ho Lee在美國居住了10年後,選擇在2009年返回馬來西亞的原因。

雖然Lee為了回國已經籌備了1年時間,但等到真的回到家鄉,她還是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衝擊。回國後的頭幾個月裏,她住在父母家裏,沒有了紐約的喧囂,也沒有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取而代之的則是馬來西亞北部怡保市慢節奏的生活。

「頭幾個星期就像蟄伏一樣。」她回憶道。後來等到工作確定後,她就搬到了繁忙而擁擠的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Lee在美國時曾經面試過一家美國保育織的職位,但只能等到該職位的資金確認後才能開始工作。

「吉隆坡已經今非昔比。我完全認不出任何東西,也認不出任何道路。我沒有騎車,所以出行很困難。我很懷念紐約的公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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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對Mei-Ho Lee來說,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適應吉隆坡的工作和生活(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祖國的工作方式也令她很不適應,「我必須切換回亞洲模式。」Lee說。

第三文化兒童

養兒育女也是個問題。

由於丈夫在一家大型跨國公司工作,所以僑居馬來西亞的英國公民凱倫(Karen)不願透露自己的全名。但她回憶道,隨著孩子年齡增大,他們22年的僑居之旅變得越來越困難。兩個孩子現在都在英國讀大學,但由於從沒有在馬來西亞生活過,所以他們並沒有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家,而他們在歐洲的住所也已經對外出租。「他們的家在手提箱裏。」凱倫說。

美國社會學家露絲·希爾·尤辛(Ruth Hill Useem)發明了「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這個詞,指的是那些成長過程中在祖國之外度過很多時光的兒童。她的研究靈感來自她自己的孩子在印度的成長經歷,她於20世紀50年代在該國從事一個研究項目。典型的第三文化兒童面對「你來自哪裏」這個問題可以給出很多答案,他們在很多國家都有朋友,而且掌握不止一種語言。

瑪菲尼表示,她自己的孩子「適應性很強」,但他們也很難明確「家」的概念。她曾經寫過一本名為《薩米的下一步》(Sammy』s Next Move)的書,希望幫助其他兒童應對不斷搬家的生活,並明確家鄉和身份的概念。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隻蝸牛,他無論走到哪裏都會隨身帶著自己的家。

事實上,瑪菲尼認為自己的僑居生活是從15歲開始的,那一年,她的父親接受了日本一家研究所的工作。這也就難怪她為自己選擇了類似的生活方式。她自己的女兒現在也已經20歲,目前在渥太華學習服務業。與很多第三文化兒童一樣,她似乎也從父母那裏繼承了這種不安定的基因。所以,她也不准備留在加拿大,而是希望環遊世界。

訪問 BBC Capital 閱讀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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