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最后一场改革?

红旗
Image caption 三中全会或许是中共主导的最后一场改革?

中共三中全会相关改革决议出台,有些方面力度之大,超过一些人的预期;有些方面的阙如,让人失望。赞扬者,观望者,批评者各自从不同的立场,持不同的论据加以评议、预测。

在笔者看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场改革都关系重大,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中共的命运和中国未来的走向。历史不会再给中共进行一场如此类型改革的机会,或许,这将是中共主导的最后一场改革。

如何评价?

各种评价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标准不同。从国家能力提升,到经济发展的前景,党的权力的巩固等,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过,从笔者一向强调的将公民的“权利增量”作为下一步改革的衡量标准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改革方案还是有相当值得肯定之处:废除劳教,有限开放二胎,处于弱势的农民的多种权益尤其是土地权的保障得到某种新的承诺,民营企业得到更大的尊重,户口改革,教育和就业权利平等,建立“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法等等。

此外,在改革哲学上,决议的内容透出某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人们对前一段因官方高调宣传毛所带来的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再意识形态化的担忧,也为下一步改革的推进创造一个重要的条件。改革方案基调上是回归邓的路线。

但官方是否就此会放弃前一段色彩强烈的“政左经右”的执政路向,现在还言之过早。下个月毛诞辰纪念时官方将给与何种说法,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机会。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因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需要,在毛式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调门会降低,做法会调整,对一些社会力量的打压不会停止,但会适当弱化,手段会更精细。

权威主义误区

不过,恰恰在对待社会力量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凸现出官方的一个重要误区。尽管三中全会也强调人民的创造性在改革中的重要,强调了宪法的尊严,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新的具有实质性的举措,让人感到官方对社会力量依然具有相当的戒备和敌视。

回顾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充满活力富有成效的时期,往往都源于上下的互动和激荡;而近十多年改革陷入停滞,也都与官方压抑民间力量,改革成为上层的独角戏有关。缺乏民众的参与热情和必要的参与空间,中国的改革是无法进一步得到推展的。中外历史上许多例证也表明,那种自上而下没有民众的参与和配合的改革,不是不能成功就是最后走向畸形。

这次决议的推出,再度显示新主政者基本上在习用邓当年的一些做法——在激起人们改革期望而又冷却、打压民间人士、尊毛、推出新的自由化经改方案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只是在笔者看来,这里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新主政者没有进行当年胡耀邦主持推动,邓参与支持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且还因打压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各类冤假错案。这如何能取信于民?

须知,平反重大冤假错案,不是一个简单的纠错补偿的问题,它说到底是要重建人们对正义和未来的信心,对社会的关注和参与。缺乏对社会正义的信心,任何政策事实上是很难得到很好的贯彻,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也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在反腐问题上,提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在具体做法上通篇没有提及新闻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作用,更遑论反对党的功能,依然是一个党领导下的对党的权力的限制和制衡的路径。这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的。

此外,一方面高调宣示宪法的重要,另一方面抓人封号,行动违宪,“宪法权威”又靠什么来树立?没有人否认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权威的必要和重要;权威的再造和更新从来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和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邓式改革造成的问题是迷信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的联姻。因利益与权力的纠结,权威主义的发展路向的通病在于其带来某些绩效的同时,往往反过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威的丧失。

一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能否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和掣肘,是改革决议能否真正能得以落实的关键。依靠权威来反腐,用造成腐败的权力结构来消解腐败的权力,从逻辑上和现实角度讲最终都是行不通的,或可收一时之效,却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打破这种权威悖论的前提就是跳出权威、权力的逻辑,用权利的逻辑来约束权威,再造权威。而从这一点上讲,此次全会决议不能说全无新意,但还是乏善可陈。

主政者的太子背景有利于其执掌权力进行改革,却也可能因权力的过度集中,被视为利益集团的捍卫者而让人背弃。从一种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改革不管成功与否,都很可能是中共所主导的最后一场改革。

如果成功,在这场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将更有自主性和能力,不会再被动地接受党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规划中国的方案,将以各种形式参与未来改革的制订和实施。而如果改革失败,那中国的变革必将以另一种方式加速到来。

注:本文观点和分析是作者个人的,不代表BBC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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